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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擊鼓說唱俑」。
李 飛
前日拜讀了文匯園王東峰先生的大作《北宋皇帝與諫官》，深有感觸。自宋以來，確實養成一種「武官死戰，文官死諫」的風氣，尤其是諫官，竟然膽敢與皇帝公然對抗，逆批龍鱗，這在前代相當難得。宋朝開國之初，為結好士人，「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立下了「不殺士大夫」的承諾。經過太祖太宗兩朝，儼然成了「祖制」。自宋以後，諫官才有了「不怕死」精神。後來的明清，對大大小小的言官、諫官以及給事中，也予以較大特權，如「風聞奏事」等，也立下「不以言妄殺士大夫」的規矩，最多只是罷官而已。
清朝後期，又出現新風尚，倘若諫官「因言獲罪」被罷免，反而被目為「士林清流」，受到天下宗仰。光緒年間御史安維峻，曾上書彈劾李鴻章，由於流露出對慈禧干政的不滿，獲罪丟官，結果「直聲震中外，人多榮之，訪問者萃於門，餞行者塞於道」。風潮所及，於是有人竟想出故意「以言獲罪」招致罷官的法子，借此沽名釣譽，不愁沒有出路。諫臣死諫，固然是正直的表現，但有個大前提，統治者的寬容。倘若碰上絲毫不以士人為然，動輒就向讀書人揮刀的主兒，再敢死諫的諫臣，也大多三緘其口，「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這正是孔子讚賞的處世之道。在這種情況下，優人的作用，就凸顯出來。
什麼是優人？古人給《史記》做注說「優人，倡優也」。說白了，就是陪在皇帝身邊逗樂、取悅皇帝、卻沒有什麼政治地位的人。司馬遷抱怨漢武帝不重視史官，竟把史官視為「倡優」一類。先秦至秦漢，還有很多關於優人的記載，魏晉以後，幾乎就看不到了。這是因為皇帝們有了新的仕臣，如翰林待詔、文學學士等，不再需要沒有什麼文化修養的優人的緣故。
優人的文化修養，固然不及後世的士大夫，他們的進諫藝術，卻實在值得後者揣摩。不信，請看下面的例子。
《史記》記了楚國的一個優人，「優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愛馬，「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有一匹馬竟然肥死，楚王令群臣都來弔喪，欲以棺槨大夫之禮葬馬。左右力諫，以為不可。楚王下令說「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故無人敢諫。「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楚王驚問其故。優孟說「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楚王問「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楚王赧然，馬上悔改，說「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笑道「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灶為槨，銅曆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楚王從之。群臣在死威脅之下，噤若寒蟬，優人用談笑的方式，迅速化解僵局，實在高明。
秦被稱為「虎狼之國」，也有優人。優旃者，「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秦始皇一聽馬上輟止。秦二世繼位，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廕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秦始皇為政，不可不謂暴戾，小小的優旃，身高數尺，大概只是個侏儒，卻「笑言而合於大道」，諷諫之術實在是高，這大概遠比後世那些板著面孔說話，開口義正詞嚴，甚至抬著棺材上殿敢罵皇帝，然而卻達不到什麼實際效果，甚至把事情導向反面並且丟官丟命的死諫之臣，來的高明得多吧。進諫者的成功，在於意見被採納，倘若能用輕鬆歡快的方式，達到最終目的，又何樂而不為？先秦不光優人，還有很多大臣深知諷諫的技巧，比如說服趙太后的觸龍，他們往往能輕鬆達到目的，而四處游說的孟夫子，時時板著臉孔，開口就是一番仁政王道的大道理，無怪乎會弄得齊宣王梁惠王人見人怕了。
經過漢代的儒學教育，後來的士人，大多傾向於直言進諫，據死力爭，這是有氣節操守的壯舉。不過單憑幾個氣節之士，操守之臣，在君主昏聵的情況下，往往把君主激向反面，反而搞壞事情。在對這些死諫的忠臣表示欽佩的同時，想想僅憑三言兩語，就能令人欣然納諫的優人，這當中的奧妙，實在惹人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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