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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嶺
封建時代的學人士子，無不懷揣「學得文武藝，販與帝王家」的夢想，假如能夠陪侍在帝王身邊，更是至高無上的榮耀。當年李白因為道士吳筠的推薦，詔令入宮，「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高興得簡直找不到北了。但是「供奉翰林」並不能實現他「濟蒼生」、「安社稷」的遠大理想，唐太宗召李白入宮，開始時禮遇有加，到後來只不過把他看作一個草擬文告的文員，一個賦宮中行樂詩的近侍，這自然是具有曠世天才的詩人所不能長期忍受的，最後的賜金放還，也還算體面的放逐。
與李白相比，大書法家柳公權還算是幸運。柳公權的楷書自成一體，風骨崢嶸，神氣清健，世稱「顏筋柳骨」。在當時盛行樹碑立石的風氣之下，王公大臣們無不以得到柳公權為先祖書寫的碑誌為極大的榮耀。許多外國使節來到長安，常常專門帶了錢來購買他的墨跡，可見其書名已遠揚海外。穆宗即位時，柳公權入朝上奏，穆宗召見他說：「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當天就任命他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經歷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在宮廷之中作為侍書。他的哥哥柳公綽在太原任官，就寫信給宰相李宗閔，說明家弟本來有志於專研儒學，卻以侍書之職為朝廷所用，和卜筮之官頗為相近，心裡感到恥辱，請求更換一散官。於是改任為右司郎中，後又改任弘文館學士等職。
同是陪侍帝王側，大畫家閻立本卻很是憤憤不平。作為唐初大畫家，他先承家學，後師張僧繇、鄭法士。據傳他在荊州見到張僧繇壁畫，在畫下留宿十餘日，坐臥觀賞，不忍離去。他的《太宗真容》、《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圖繪唐太宗李世民及眾臣，形象逼真傳神，是當時名作，時人譽之為「丹青神化」。但他卻不願讓兒子承繼他的衣缽，告誡兒子「汝宜深戒，勿習此也」。原來《大唐新語》記載：有一天唐太宗與群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令太宗「擊賞數四」，乃「詔坐者為詠，召閻立本寫之」。聽到召喚，閻立本絲毫不敢怠慢，「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表面上誠惶誠恐，其實心裡憋氣得很，所以不願讓兒子再習此技了。
繆嘉蕙是慈禧太后的書畫代筆人，進宮後，慈禧對其鍾愛有加，令其居儲秀宮，被封為御廷女官，年俸白銀兩千八百襾，還免其跪拜大禮。後又升為三品女官，追加白銀一萬襾，並賜紅翎一頂，看上去風光得很。但《清稗類鈔》中的一條記載，卻表明了這位被宮中太監稱為「繆先生」的人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孝欽嘗覓得大號鳳冠一頂及玉帶蟒袍之類，命著之，侍立於旁，以為笑樂。」雖然像耍猴一樣被取笑，但在心狠手辣的慈禧身邊，繆嘉蕙恐怕要將牢騷嚼碎咽進去，還得陪出一臉笑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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