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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國立東南大學為基礎組建的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
——謹以此文紀念羅家倫先生誕辰110周年
馮遠理
1932年8月，年僅35歲的羅家倫被任命為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可以說是「受命於動亂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在此之前的1927年至1928年的10個多月的時間內，學校四易其名；1931年至1932年8月間，由於學潮頻繁，到羅家倫出任校長前，已經七易校長。
羅家倫出掌中大，面臨的還不僅僅是學潮及學校內部的矛盾，更有國家的內憂外患，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虎視眈眈，而學潮與此息息相關。羅家倫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在1933年的一次演講中，他詳細的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必然性，認為1935年—1940年間，大戰是無法避免的，因而他除了主張在國防建設各方面積極備戰外，對中央大學的師生，他提出了要「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任務。他認為作為設在首都的國立中央大學，就應該在國難當頭、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盡到特殊的責任、擔負特別的使命。抗戰爆發後，面對敵機的一次次轟炸，他對中央大學師生莊嚴宣示：我們的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東京帝國大學。在羅家倫的努力下，學潮平息，全校師生團結一致，使戰時的中央大學成為當時全國學生人數最多、學科最齊全、師資最雄厚、教育研究水平最高的學府。
地下書庫 避戰救人
中央大學能夠在戰時得到長足發展，得益於羅家倫的卓越才華、精心謀劃和他幹起事來不要命的精神。早在「七七事變」前，因為他料到中日必有一戰，因而對戰時的中央大學的發展有了安排。1935年5月，他利用到成都晉見蔣介石的機會來到了重慶。他覺得重慶是一個可守的地方，中日戰爭中敵人的空襲一定很多，而重慶多山的地形正是學校的理想地點。羅家倫回到南京後，馬上讓總務處定做了900個大木箱，以便日後搬遷用。1937年8月13日，淞滬戰爭爆發，8月14日，敵機開始轟炸南京。8月19日傍晚，羅家倫和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三校合組的考試委員會正在中央大學圖書館裡吃晚飯，敵機來襲，他們認為這次敵機仍是轟炸軍事目標，不會轟炸中央大學等文化教育機關，因而沒有當回事。但警衛人員怕出事，讓他們趕緊到地下書庫躲藏，100多人剛進入地下書庫，天崩地裂的爆炸聲就響了起來，圖書館被炸得一片狼藉。這次敵機對中央大學的轟炸，炸死了5名建築工人和兩名校工，男女生宿舍均被炸，幸好之前羅家倫讓學生搬離，才沒有造成更大的傷亡。
日軍對教育機關的轟炸，使羅家倫認識到，非軍事目標也不是安全的地方，中央大學必須盡快搬遷。但是當時文化教育機關還沒有開始搬遷，尤其是大學，沒有一所搬遷。教育部希望中央大學搬到郊區安全的地方上課，南京衛戍司令部怕動搖軍心，更不希望搬遷，至於中央大學的師生也都不願遠遷。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羅家倫力排眾議，親自向蔣介石詳述，請蔣介石定奪，最後決定西遷重慶。
中央大學決定西遷後，羅家倫馬上請法學院院長馬洗繁、經濟系教授吳幹去重慶，醫學院院長戚壽南去成都、教育心理學教授王書林去湖南看是否能在湖南找到合適的地址。這四位教授接到任務後，連家裡的安置都不顧，當天下午就出發了。馬院長在重慶非常順利，戚院長和華西醫科大學接洽的結果，華西醫科大學非常歡迎中央大學醫學院的師生來上課。王教授的湖南之行雖然不順利，但他馬上返回漢口設立辦事處，一方面轉運去重慶的圖書儀器，一方面接待西行的教職工和學生。
敵人不能炸毀我們的意志
在西遷的過程中，發生了許多動人的故事。中央大學除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外，還有一個實驗學校。在中央大學西遷決策過程中，對於實驗學校是否西遷有一番爭論。由於戰時中央大學的經費更加緊張，再加上實驗學校的學生年齡太小，大多數人都主張實驗學校不西遷。如果實驗學校西遷，到時候誰來照顧這些孩子呢？但羅家倫捨不得這個學校。因為羅家倫沒有把實驗學校僅僅看作一個中學，而是看作可以為中央大學輸送優秀學生的儲備學校，因而實驗學校的老師有許多都是中央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到抗戰前夕，實驗學校已名滿江南，所以羅家倫決定實驗學校也搬遷。在中央大學還沒有開始西遷之前，實驗學校已經搬遷到皖南屯溪。1937年10月，實驗學校在屯溪舉行開學典禮，羅家倫親自主持。在羅家倫到達屯溪的時候，敵機又把實驗學校炸毀。
當羅家倫趕到實驗學校、站在一個炸彈坑旁的時候，一個忠於學校的老校工跑到校長面前，跪在地下痛哭。羅家倫也很激動，指著彈坑對在場的教職員工說：「敵人要炸毀這個學校，我一定要復興這個學校，敵人能炸毀的是物質，敵人不能炸毀的是我們的意志。」以後隨著戰事的吃緊，這所實驗學校又從屯溪搬到了湖南長沙，從長沙搬到了貴州貴陽，始終絃歌不輟。抗戰時期，這所學校在貴州招收了幾千名青年學生，給他們提供了優質的中學教育，這對貴州後來的發展和進步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央大學這次西遷，是徹底的搬家，能搬的幾乎全部都搬了。中央大學醫學院有20多個用藥品製過的、用於人體解剖的死屍，戚壽南院長認為一到華西醫科大學，這些屍體馬上就能用，捨不得丟掉，所以也帶走了。還有農學院的牲畜，有許多是從外國引進的，非常珍貴。羅家倫請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把輪船改造一下，以便把這些牲畜運到重慶。盧作孚先生欣然答應，改造了輪船的一層，每種牲畜選一對，就這樣中央大學的牲畜也運到了重慶，但在中央大學農學院的農場還有許多牲畜。
牛羊千里走相送
羅家倫離開中央大學之前把管農場的王酋亭先生找來，交代道：「這留下的東西，交給你，在敵人來到南京以前，你設法保管，萬一敵人攻陷南京，那時你若是認為無法維持的話，不得已而放棄，我也絕不怪你。」這位名不見經傳的王先生此時怎麼想，我不知道。但是，我每想到這位王先生和幾位工友，心裡都有說不出的感動，有時眼淚都情不自禁的流下來。
在南京被攻陷前三天的槍林彈雨中，這位王先生也不知用什麼辦法居然把全部牲畜轉移到大勝關農場，再用木船轉移到江北。然後他和兩位工友趕著牲畜向西，一路遊牧起來。這些「高貴」的牛群們，一點也不了解王先生他們的心情，背著雞籠、鴨籠始終慢悠悠的走著，一天只能走十幾里路，走兩三天就要休息一星期。就這樣，王先生他們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才來到宜昌。第二年的深秋，當羅家倫校長坐著小車從沙坪壩進城的時候，他的司機突然看見前面來了一群牛，趕牛的好像是中央大學的工友，他趕緊告訴羅校長。不錯，牛和人都是中央大學的！羅家倫讓司機趕緊停車，他急忙跑下去，就像見到了久別的親人一樣，想和牛擁抱。這些「高貴」的牛們，也顯得風塵僕僕，失去了往日的高貴，而王先生和他的兩位同伴則蓬頭垢面。用羅家倫的話來說，就像蘇武塞外牧羊歸來一樣。我們可以想像一下，三個人趕著一大群牛，在當時人心惶惶、盜匪橫行的時候，是怎樣一步一步的走到宜昌，又從宜昌來到重慶的！
抗戰期間，我國到底有多少大學和文化機關向西遷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這場舉世聞名的大遷徙中，中央大學以組織最早、計劃最周密、結果最圓滿而成為西遷的典範，而羅家倫校長則是西遷的最大功臣。值此羅家倫先生誕辰110周年（12月21日）之際，謹寫此文以表達對羅家倫先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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