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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農
桐城派散文開山大師方苞在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方苞集》卷九）一文中，記載被掌權的宦官誣陷入獄的一代名臣左光斗大罵前來探監的門生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1602∼1645）道：「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來！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又於文末寫道：「余宗老嵞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親得之史公云。」用補筆交代資料來源，以表明文中所記左光斗獄中語是非常可靠的。材料的來路是：史可法——方嵞山——方苞的父親方仲舒——方苞，這應當是絕對可信的了。
然而並不盡然。史可法本人關於此事的記載，只是說：「猶憶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以逆璫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顰蹙曰：『爾胡為乎來哉！』」（《祭大中丞左公文》，《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頁）這裡所記左光斗獄中語只有這麼很樸素的一句話，遠不像方苞文中所記的那樣豐富生動：左光斗不惜將一片愛惜人才之心用痛斥的語氣出之。祭文是非常嚴肅的文體，我們顯然只能相信當事者史可法本人的記載更為可靠。
左光斗在獄中對史可法說的話轉了幾個彎子傳到方苞耳朵裡的時候，可能已經不免踵事增華；而方苞為了讓文章更生動，很可能又自己動手進一步作了若干加工—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後一種可能性更大。他在文章的最後特別鄭重其事地介紹資料來源，大約正是為了掩飾自己的加工，從而取信於讀者，讓左光斗的形象更加高大起來。諸如此類的聲明在許多作品裡都有，一般來說不宜照單全收。
可以作為以上推測之佐證的是，戴名世在他的《左忠毅公傳》（《戴南山全集》卷八）中記敘左光斗對史可法說的話是這樣的：「道鄰，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為國柱！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羅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難，殉硜硜小節，而攖奸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文辭較繁，且與方苞所記不同，想必是戴名世行文之際自行增飾於其間。由此可以推知，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大約也多少有所虛構。
傳記文學作品一般來說記的應是真人真事，但多少有些虛構則古今中外都在所不免，人物的語言尤其是如此。司馬遷在《史記》裡記載了那麼多人物的言談細節，哪裡能全有事實作為依據？例如兩人密談，當時並無竊聽錄音的設備，外人何從得知，史家何從記載？如果一一死摳事實，便得不到合理的解釋。魯迅先生說得好，文學作品「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三閒集．怎麼寫》）；史傳文學何嘗不然。左光斗臨危不懼，寄希望於得意門生史可法，這就是歷史之真，至於他在獄中對前來探監的史可法到底說了哪幾句話，大可不必過於拘泥。這並非審訊筆錄，一個字都不能改動。錢鍾書先生說，若干文學作品「依附真人，構造虛事，虛虛復須實實，假假要亦真真」（《管錐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三四．辭賦主客酬對多假托》）。人物語言多少有些虛構是可以允許的；當然，史可法探監一事是真的，左光斗愛護青年骨幹，希望他不要因自己而受牽連也是真的，如果這些不真，那就是歪曲歷史，絕對不可行了。把這個道理想通，有助於我們閱讀並領悟古代的記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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