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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六四定律」所反映的政治生態，不符合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換言之，創立和鞏固「一國兩制」可持續的局面，要求改變這樣的政治生態。香港政治已然經歷的「洗禮」證明：改變「六四定律」不僅需要，而且能夠。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立法會香港島選區一個議席補選後，政治評論所爭議的一個問題是，葉劉淑儀和陳方安生的得票率是否打破了「六四定律」？
有一種觀點：從來沒有「六四定律」，香港自有地區直選以來，「民主派」與愛國愛港陣營的得票率時有起伏，接近「六比四」的是2004年第三屆立法會地區直選，怎能算是「定律」？但若把「六四定律」理解為香港自有地區直選以來，兩大政治派別得票率一直是「民主派」明顯佔大多數並在2004年立法會地區直選中佔了約六成，則「六四定律」這種類似於比喻的說法可以成立。
「六四定律」與本港政治生態
意見分歧的背後是政治立場和願景的差異。以為「六四定律」不存在或未被打破的是，相信香港政治生態大致未變或不願看到香港政治生態變化。稱「六四定律」被打破的是，相信香港政治生態已發生變化並有利於愛國愛港陣營。
政治生態是動態地表現政治。「六四定律」在九七前，是「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分歧」的表現；在九七後，是香港社會理解和實踐「一國兩制」尚欠全面準確的表現。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缺乏對回歸後新身份應有認同以及對國家主體文化的應有認同；香港主流社會深受西方價值觀、尤其西方政治理念根深蒂固的影響；若干西方國家對香港政治和其他社會領域擁有不可低估的勢力和影響。因而，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實踐經歷了兩個階段－1997年7月1日至2003年七一遊行是經濟政治均強調「兩制」忽略「一國」；2003年七一遊行後轉變為經濟講「一國」政治強調「兩制」。
推動香港社會由經濟政治均強調「兩制」忽略「一國」轉變為經濟講「一國」政治強調「兩制」的，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以2003年6月29日CEPA簽署為標誌，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既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香港社會各界、各政治力量包括「民主派」幾乎沒有人否認，恰恰相反絕大多數人支持這一點。這才有經濟政治均強調「兩制」忽略「一國」轉變為經濟講「一國」政治強調「兩制」。
經濟「一國」政治「兩制」
應當承認，由經濟政治均強調「兩制」忽略「一國」轉變為經濟講「一國」政治強調「兩制」，在認識上是一種進步；但是，在實踐上，「一國兩制」內在張力不是較前一階段時弱了，恰恰相反，是更強了。試想：當香港經濟這一條腿已不可分割地與國家主體經濟捆綁在一起時，香港政治那另一條腿如果想與國家主體政治更快和更大地分離，則將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怎樣的後果？
至今，香港社會不少人仍舊懷抱「一廂情願」—經濟上盼望國家更多支持、加快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但在政治上欲盡快在香港落實西方政治模式、與國家主體政治體制差別盡量擴大。香港若干媒體的社評在分析香港經濟問題、展望香港經濟前景時，毫不猶豫地鼓吹香港盡快與深圳融為一體，亦即主張香港與國家主體之間由歷史造成的「有形邊界」越早拆除越好；然而，一旦涉及政治議題，無論關於普選還是關於區議會選舉或立法會補選，則旗幟鮮明地支持「民主派」，亦即主張香港與國家主體之間由歷史形成的「無形邊界」越堅固越好。
另一方面，把握香港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卻由於經濟上過分依賴國家主體而忽略了加強與全球經濟的全方位聯繫；同時，由於政治上崇尚西方政治模式而使若干西方國家得以滲透和干預香港政治。
「六四定律」打破 深化「一國兩制」
顯然，「六四定律」所反映的政治生態不符合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換言之，創立和鞏固「一國兩制」可持續的局面要求改變這樣的政治生態。
香港政治已然經歷的「洗禮」證明：改變「六四定律」不僅需要，而且能夠。
2003年6月29日CEPA簽署緊接著七一遊行——香港絕大多數居民支持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而相當一部分居民對履行《基本法》規定的公民責任和義務抵觸或反對——如此弔詭的現象反映香港社會需要歷經觀念、情感和心理的折磨或衝突來實現對「一國兩制」認識和實踐的一次重要轉變。2003年11月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和2004年9月第三屆立法會選舉的政治形勢起伏，2007年11月18日第三屆區議會選舉和12月2日立法會補選的政治形勢起伏，則是香港社會正在逐步克服經濟講「一國」但政治強調「兩制」的不對稱而一再經受政治「洗禮」。（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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