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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劍美
按理說，愛國是一國子民所應該具有的最起碼情感，而幫助他國與本國政府、本國利益對抗的人歷來被視為「叛國者」，是不齒於本國、本民族的一種敗類，在中國那是「漢奸」，在別的國家肯定是相應的「某奸」。但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確實有一些「叛國者」不僅毫不卑劣，相反還因其超越國家、民族的狹隘之愛而以「人類之愛」、「正義之愛」贏得世界人民普遍的尊敬。
拜倫算得上是最早和自己祖國決裂的知名人物之一，但和他比起來，其同胞托馬斯．潘恩顯然走得更遠。身為英國人的他寫出《常識》一書鼓勵北美人起來反抗英國，他慷慨激昂地宣稱「英國屬於歐洲，北美屬於它本身」，這個以「世界公民」自居的偉大思想者號召北美「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由於堅持獨立的立場，堅持對一切強權的反抗，正像朱學勤所說的那樣，「他有《常識》，反抗那時候的政治傳統；他有《人權論》，反抗社會傳統；他有《土地正義論》，反抗的是經濟傳統；最後有《理性時代》，反抗的是宗教傳統。這樣一來，他就把那個年頭能得罪的人類權勢力量都得罪完了。」到最後，這個美國獨立戰爭的重要鼓動者、法國《人權宣言》的起草者，居然被英法美三國政府同時拋棄。但他勇於堅持的品質和卓然冷靜的洞見卻贏得了全人類的敬意。
而自由撰稿人西摩．赫什當年對美國的「背叛行為」一度讓美國在世界輿論面前狼狽不堪。他在一次偶爾的聊天中得知美國士兵曾經在越南一個叫美萊的小村莊進行大屠殺，當即籌集款項前去調查，並將真相弄了個水落石出：1968年3月16日，美軍一個排在威廉．凱利上尉的率領下，在沒有發現任何越共軍人的情況下，屠殺了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數百名平民。同樣不懂得所謂「民族大義」、「國家形象」的美國媒體對此狂轟濫炸，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37家報紙報道和轉載了西摩．赫什的調查。最終美國政府不堪國際輿論和國內民眾的壓力，對犯罪軍人展開了調查。如此一來，就創下了美國記者「背叛祖國利益」的傳統。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虐俘事件」仍然是美國人自己曝出來的。而英國記者也不甘落後，緊跟著爆出各種「虐俘事件」和照片，讓英國在整個世界面前大丟其醜。
很難想像，像「美萊屠殺事件」和「美軍英軍虐俘」事件之類的新聞如果出在別的國家會怎麼樣。做這種「自爆家醜」、「自毀形象」、親痛仇快的事情，大約是逃不了「賣國」嫌疑的，很可能就成了國民公敵。但如果從人類進步的意義上來講，他們的這種「叛國」行為，卻實實在在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社會正義的達成。也正因此，我始終對戈爾巴喬夫「在絕對正確的國家利益之上，應該還有更為正確的人類利益」的「新思維」抱有極大的敬意。
在此之前，像蘇聯這樣的國家內部，在「國家就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這一觀念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不少人，不僅無法想像還有「超越國家利益之上的人類利益」這樣的觀點，就連同一國度之內的「被統治階級」的利益都不會被有絲毫的考慮。也正因此，被「國家利益」、「國家機器」的先天合理性所佔領了全部頭腦的人們才會做出種種匪夷所思的暴行。
當今的日本多的是為二戰侵略歷史進行辯護的「愛國者」，甚至不少人明目張膽否認一些鐵的事實。但我們也要看到，即使是在日本對華侵略推行最順利的時期，也仍然有日本的「叛國者」站在正義的立場上為中國人民鼓與呼。片山潛多次演講揭露日軍的罪惡，並在阿姆斯特丹召開了世界反戰大會。而在隨後爆發的全面抗戰中，更有日本的反戰人士前來幫助中國人民對日軍作戰。在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搜集過程中，也有一些良知未泯的日本老兵出來提供證據、進行謝罪，還有不少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一道以翔實的資料佐證日本帝國主義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這些「叛國者」身上，閃爍著良知和人道的光輝，而贏得世界尊敬的，正是這些「叛國者」，而不是那些參拜靖國神社、為侵略歷史辯護的日本「愛國者」。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當年本傑明·富蘭克林喊出這句振聾發聵的名言，表達了對自由的強烈嚮往。而對那些偉大的「叛國者」來說，也許他們要表明的是：哪裡有正義，哪裡才是我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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