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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英
在中國歷史上，「南北」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概念。
中國文化最早發源於黃河中游的黃土谷地，一度雖有擴展，但即使到了西晉末年，中國文化的核心地帶，也一直位於黃河的中下游領域，北方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都遠遠超過南方。這種經濟和文化上的差異，一方面決定了政治上的強弱異勢：國都均定於北方，北方人士在政壇位居顯要；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地域歧視：春秋末期的南方大邦楚國，向來被視為蠻荒之地，甚至在晉人眼裡，南方的百姓也還是化外之民。
然而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文化的核心地帶在一步步走向繁盛的同時，也面臨著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加之南方優越的地理、氣候條件的吸引，遂使文化中心漸次向南方轉移。
史家告訴我們，中國文化中心的轉移發生在三個時段：首先是晉室南渡，中原人士為了躲避戰難，紛紛隨晉室遷徙，其中包括大量精英人物，從而帶動了東南地區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但在這個時期，北方地區經北魏王朝統一後，社會秩序也初步得到恢復，南北對壘仍互有長短，而在文化方面，毋寧說北方還佔有傳統的優勢。其次是安史之亂，經此浩劫，黃河中下游地區殘破不堪，加之地方軍閥割據，政治動盪民不聊生，北方人民再次南遷，此消彼長，這一時期的南方經濟已超越北方，北方已到了必須南方接濟的地步，韓愈就曾在文章中說：「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南方首次在經濟上壓倒了北方。中國文化中心南遷的第三個時段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南宋朝廷在江南形成偏安之局。著名地理學家陳正祥先生說：「北宋統一王朝的毀滅是中國文化中心南遷的真正分野」，就因為前兩次的南北消長，雖然南方經濟超出，但政治和文化中心仍然在北方，而這一次卻是南方全面地壓倒北方。從此，「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一語乃為南方人士所津津樂道，柳永「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的佳句，據說還是引來金人覬覦的罪魁禍首呢。
在南北消長的過程中，南北人士因為地域偏見，難免互不服氣，今天看來，未必不是趣話。北宋真宗朝的名相寇準是北人，雖然在他所處的時代，北方經濟已必須仰給於南方，從皇室的利益考慮，政權也理應對南人開放，但這位名相卻堅決抵制南人進入權力中樞，出身江西的大詞人晏殊應中進士，他極力反對，另一位南人當中狀元，他又全力攻擊，說「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司馬光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當政，他上奏宋神宗曰：「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北人對處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升期的南人不滿，反過來，南人在南北消長中佔據上風後，也漸漸滋長了一種優越感。歐陽修和沈括均為南人而久居北方，都曾經公開表示不耐北方飲食。歐陽修有一首詩對南北食物作了有趣的對比，南方食物在他的筆下是：「南方精飲食，菌筍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緊接著大歎身居北方之苦經：「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飢腸」。其實南北飲食風味各有特色，關鍵在於如何去領略，哪像歐陽修說的這樣呢？
中國地域廣袤，一地自有一地之光榮史，經濟、文化上的此消彼長更是一種常態，安知今日之強勢不會變為明日之弱勢？地域歧視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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