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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羅愛文、趙鵬飛、劉揚、唐苗苗
房康達，到內地辦廠20多年，一直懷揣一個夢想，「擁有自己的廠房」。今年初，房康達隨商會到廣東河源買了一塊地，廠房觸手可及。
但房康達最近思考再三，決定將工廠以股份制形式交給追隨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自己放棄辦廠。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孫啟烈說，其實很多港商對於在珠三角辦廠已經意興闌珊。他預測：珠三角近兩年將有1萬到1.5萬家港企倒閉或被兼併。對於這個數字，記者採訪了數十位港商，沒有一人表示懷疑。
房康達在深圳租來的廠房裡接受本報記者採訪，位置有些偏僻，廠房也顯得十分破舊，但房東今年還是把租金提高了三分之一。採訪中，接送記者、招待客人、解說廠情，都是房康達一個人。
房康達告訴記者，其實迫使他做出退休決定的主要原因，還不是工廠目前看到的一些困難，而是「未來也看不到希望」。
房康達介紹，他很多朋友都有這種想法。今年在他周邊倒閉的港企就有5家，而鄰近的平湖則達10家。往年，平湖每年只有1到2家港企倒閉。
材料漲價兩成 成品加價半成
今年55歲的房康達不斷感歎做工廠「實在太累」。
他從上世紀80年代來到大陸發展後，一直從事鐘表業。「以前做鐘表業的同行常說，做不了高檔做中檔，做不了中檔做低檔」。但如今，房康達卻是三個檔都做不下去了。
在鐘表行業，流行這樣幾句話，「鐘表永遠做不大」，「做鐘表不要搞得太大」，因為鐘表行業准入門檻比較低，又沒有自己的研發，處於產業鏈的最末端。房康達告訴記者，今年生產手錶的各種合金材料上升了20％，但成品價格卻只上漲了5％。珠三角有一大批在生死邊緣的港資鐘表廠，分分鐘都有可能倒閉。
房康達為什麼不考慮升級呢？他的老朋友、同為鐘表行業的港商吳朝東替他做了解釋。大多數鐘表行業港企，只是處身產業鏈的一環，根據客戶需要來生產產品。「這行潮流變化極快﹐如果加大投入走高端路線，一旦不符合客戶的需要，就有可能賣不出去而虧大本。」只生產配件，不做產品，決定了吳朝東這樣的中間廠商無法做品牌。何況房達康這樣的中小企業，根本無力做品牌呢。
工廠廉讓下屬 機器一折賤賣
「平湖往年倒閉的港企只有一、兩家，今年已知道的就有10家」。
其中包括手錶廠、服裝廠、裝配廠，甚至上千員工的中型電子廠也沒有辦法再做下去。吳朝東估計，春節前還有很多廠都將選擇關閉，單是鐘表行業內，就有很多與吳朝東關係不錯的港商準備提前「退休」，懇請吳朝東收購他們的機器，一台2萬多元的衝床﹐要價才2,000元。
房康達說：「很多港商之所以選擇徹底離開，是不希望等到辛苦多年賺來的資金全部虧完後才回香港。」
他自己也已準備好隨時「退休」，搬遷到河源的新廠房後，工廠將以股份制形式交給追隨自己多年的老部下，「有利潤可以分些利潤，沒有利潤就收廠租」。
吳朝東贊成房康達的決定，他說自己今年40歲，也許5年後，也將走房康達的老路。「那時我有18,000平米的廠房，可以出租，就算每平米8元，也高過現在做工廠的收入。看來『退休』是不錯的選擇。」
將珠三角的工廠關閉，以收取廠房房租度過晚年，只是港商「退休」後的一種選擇。房康達「退休」後就沒有打算回香港，而是準備留在河源，為鐘表廠做研發。記者了解到，還有不少港商關閉珠三角的工廠後，將返回香港從事貿易。
三角債逼垮港企
吳朝東說：「北上內地十多年來，經營最艱難的就是今年，九成以上的港商都會向你承認沒有賺到錢。」
吳朝東的很多同行，就是因為生意不好而悄悄地退回香港。他剛到平湖時，認識一位港商李先生，40多歲，是做鐘表模具的。當時他們的業務往來還比較頻繁，隨著生意的好轉，吳朝東開始自己設立模具部，不再向李先生訂做模具。
港商討債 糾眾執棒
「當時，老李的很多客戶都陸續自設模具部，不再訂貨，所以他的生意一下子差下來。」無奈之下，李先生看好做表針，於是轉行，但是由於惡性競爭，受很多小作坊的擠壓，表針利潤急劇下降，李先生再也支撐不下去。「今年來，就再也沒有聽說過他的消息，應該是回了香港吧」。
由於生存困難，港企之間都難以支付現金，「三角債」出現的頻率也日益增加，成了許多港企關閉的重要原因。
吳朝東自己也躲不過「三角債」帶來的煩惱，他最近就有這樣的經歷。一家港企向吳朝東訂了2萬元表針，但卻付不起現金，他派人催了好幾次都沒有結果，於是自己帶了四個工人、拿著棍棒親自去討債。結果追回了1萬，另外1萬要一個月後才能拿到。「其實，我也知道他們不是不願還錢，而是今年確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遣散工人 空囊回港
同樣是因為三角債，一家從1999年就開始經營的港資電子廠今年倒閉了。老闆湯先生做電子加工，由於產品質量好，價格還開得比較高。有一家洋行向湯先生訂了50萬的貨，貨做好了，錢卻收不回來，由於資金周轉不過來，辛苦經營多年的廠只能倒閉。在遣散完200多個工人後，湯先生已身無分文，空囊回香港。
專家：「騰籠換鳥」是鐵律
對於珠三角地區出現港商倒閉潮的現象，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認為，這是市場優勝劣汰的結果，也是珠三角產業升級的必經過程。隨著產業經濟的調整，對於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港企來說，未來經營環境可能更「惡劣」。
陳廣漢稱，港商生存艱難的原因來自多個方面。經營環境惡化是首要原因，包括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國外市場通過各種手段對廉價產品進行打壓，包括反傾銷、技術壁壘、環保指標等等，以及處於生產鏈上游的國際採購商通過壓價，不斷擠壓製造類港企的利潤空間；與此同時，國內市場中，原材料價格和勞動力、土地等各種營商成本不斷攀升，電力勞力匱乏，國內加工貿易政策調整等等，都使港商舉步維艱。
目前，整個廣東省其實也正處於產業升級換代時期，很多地方，如深圳、東莞等都面臨土地等資源瓶頸，政府因此希望能夠「騰籠換鳥」，以市場競爭的手段，使地區經濟結構更優化。而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港企，在這輪調整中如果不能自我提升，處境將日趨艱難，很多中小企業的倒閉也是難以避免的。
「珠三角曾給過港商很多機會」
面臨倒閉，很多港商心有不甘，認為在改革開放初期，港商的到來曾為珠三角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如今政策的強硬調整，對港商卻毫不留情。陳廣漢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珠三角經濟的高速發展，確實與大批港商在此投資建廠有很大關係。然而，「港商更應看到，珠三角曾給過港商很多機會」。
陳廣漢認為，港商也應該自己檢討，港商自身創新能力較弱，缺乏升級動力。即使在整體營商環境劇變、加工貿易政策持續收緊的狀態下，很多港商依然持觀望狀態，而不思應對之策，致使到了難以維繫的時候，只能以倒閉的方式結束在珠三角的經營。
棄廠回港做貿易
陳女士現在的頭銜是恆迪貿易公司董事長，而之前，她一直都在東莞大朗鎮從事毛衣生產。20多年前，內地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本港商人在東莞大朗鎮投資創辦了第一間毛織廠，從此之後，數以百計的港資毛紡織企業，像潮水一樣湧進這個不產一根羊毛的小鎮。
回想香港毛紡廠大批轉移到大朗的盛況，陳太說彷彿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那個時候，一向只出產荔枝的大朗鎮，勞動力極豐富，「只要你在工廠門口掛一個招聘廣告，農民們立刻排成長龍。」也正是當地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讓港資毛織企業接訂單接到手軟，當然，賺錢也賺到手軟。
民企低價競爭 港廠慘淡收檔
架一台紡織機器就能賺錢的生意，也引起從荔枝果農變身產業技工的當地人艷羨。他們很快積攢了一些資金，並且掌握了生產技術，紛紛離開港資工廠，自己購置幾台機器，在自家的堂屋裡開始了毛衣加工。
「那個時候， 大朗到處都是夫妻檔、父子檔的毛織加工作坊。」陳女士有些無奈地說，由於家庭作坊的生產成本，比港資加工企業更低廉，訂單價格也因當地人的競爭而直線下滑。「本來替國外客商加工一件毛衣還可以賺幾毛錢，到最後卻低到令不少小的港資工廠難以維持正常運作。」
經營日趨困難的陳女士，乾脆把自己工廠的100多台機器，半賣半送地給了當地的親戚。
退出生產環節 回港專接訂單
從生產一線退下來的陳女士，在香港成立了一間貿易公司，專門承接海外的毛織品訂單。接到的訂單她都轉交給親戚來做。「正是因為當地民營企業競爭太激烈了，很多跟我一起來到大朗的港商，都選擇不再從事直接的毛織加工，轉而只負責在香港接單。」
記者也了解到，已經獲得「中國毛織名鎮」稱號的東莞大朗鎮，現有毛織企業2,000多家，10多萬從業人員。但早年在當地從事毛織加工製造的港企，除了少數上規模的，大部分都已經退回香港，從事毛織接單的貿易生意，生產環節主要由當地民營企業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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