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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突擊》一劇中突出了許三多一句「有意義」的話：「有意義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多做有意義的事情。」
——光影社會交叉口
葉 開
大陸電影作品，自十七年時期革命現實主義電影、十年「文革」樣板電影和「文革」後的反思電影，基本的審美趣味都比較雷同。在這些作品裡，女演員都是圓臉大眼小嘴巴，男演員都是濃眉大眼國字臉。程式化的革命現實主義影片裡的那些令人陶醉的輝煌場面掩蓋了對人性的探討，而在「文革」後期的反思電影裡，因為當時的時代背景的相對開放，電影思考深入到人性深處，觸及到了靈魂的因素。這些電影的俊男靚女們，內心世界都很豐富，電影著重探討了社會現實的窒息氣氛和人們嚮往自由和擺脫束縛的願望。如《城南舊事》、《天雲山傳奇》、《牧馬人》、《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人生》、《廬山戀》等電影，都表達了對自由戀愛的渴望和對社會的深切反思。
電影裡的夢中情人
那時候的女演員，我印象最深的是任冶湘。
我少年時代對電影裡拖著一條大辮子的湘妹子任冶湘實在是著迷極了。這個有點嬰兒肥的湘妹子在《鄉情》裡和在《青春萬歲》裡的表演，讓我這個來自中國大陸最南端雷州半島的小放牛娃患上了一個不合時宜的憂鬱。任冶湘讓我對自己班上的女生視如糞土。我老家在雷州半島頂部，有一座規模宏大的鶴地水庫，山清水秀，女孩子都溫婉可人，顧盼留情，我對她們卻視而不見。我的一生，都被這種不切實際的想像所左右。上了大學，我才知道，任冶湘也好、張瑜也好、陳沖也好，她們是屬於大家的，每個男生都有自己的夢中情人。我至此懊惱而有些許的清醒。不管怎麼說，那個時候的電影，呼喚的還是正常的感情和自由，因此，電影演員都比較周正，眉清目秀，清純美麗。
時間到了1983年，文學和影視開始萌發出一種奇怪的願望。
從《晚鐘》、《一個和八個》、《黃土地》、《老井》再到《紅高粱》，粗糲、兇猛的風景伴隨著銀幕上男演員的銳利面目和女演員的粗獷身板，開始走到前台。文學藝術和電影藝術，都一下子由審美而變成了審醜。這種變化的內在原因分析起來是一篇本文不能勝任的大文章，然而確是當時整個社會一起向前推進反思的共同結果。整個文化界，在那個時候開始懷疑一種既定歷史模式的真實性，無論是文化的哪個門類，人們都在質疑教科書裡那些堂皇的教條。反思、深究和懷疑精神，深深地扭結到一起。這樣一來，還在幾年前顯得那麼歡快的鄉村，變得可疑了。那些由王馥黎、李秀明、洪學敏和任冶湘等漂亮妹子扮演鄉村的純樸美麗少婦和甜美姑娘的形象，都遭到了質疑。
審醜形態美學的誕生
深圳特區1984年正式成立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就把全國的目光從1982年「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鄉村轉向了城市。城市的光怪陸離，在兩年前還是被明媚的鄉村景色所鄙視的，被《人生》所譴責的，深圳特區成立之後，這種建立在冰層上的信心瞬息間土崩瓦解。
鄉村沉入了黑暗。
鄉村必須得到重新的認識。
那個時候，文化界對歷史和現實的真實和真相的追問，使他們產生了各種翩翩念頭：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一輩子做牛做馬不得閒，那些鄉村的土地上，養育了如此多的貪官污吏，那些鄉民們又怎麼可能有健康的膚色，健壯的身體？那些鄉村妹子，更不會有女演員一樣的嬌嫩嫵媚。毛澤東的《講話》之後，鄉村道德的訴求本來上升到了國家意識形態的最頂層，鄉民的臉龐和漂亮的莊稼，頻繁地出入於各類媒體上，成為人們認識鄉村的常態畫面。而現在，這種美麗的景色，開始出現了裂縫。瓜子臉、黃蜂腰、螞蚱腿的美女是不現實的，只有大團臉、水桶腰和大屁股，才生猛而真實。
基於從轟轟烈烈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具體實踐得來的鮮活認識經驗，那些脫胎於知青的青年文藝工作者們，對原先文藝作品裡那些美人們戴上了有色的、懷疑的眼鏡。最重要的是，這些新科的藝術工作者們，對原來的那些善良、美好的事物和感情也產生了懷疑。這樣一來，一種「審醜形態美學」誕生了。
在「真實就是美」的概念下，醜陋的面容和畸形變態的心理得到了極大的釋放。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影視裡，我們看到很多歪瓜裂棗的演員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們雖然面目醜陋，但是內心狡猾，還很老油條。例如王朔小說改編的那些片子裡的人物，那些葛優們、梁天們、姜文們。他們表面上傻，其實挺機靈，他們的傻是裝扮出來的，險惡目的，是想讓別人，讓街坊鄰里、辦公室同事和頂頭上司以及有關方面領導們顯得比他們還傻。他們的險惡用心，一看就能看出來。醜陋而聰明的形象，在電影裡外，都能體現。一段時間以來，那些傻小伙賺得多，吃得飽，有名有利。在一種生命力審美、一種叢林法則的認識下，社會的殘酷性被充分認識，人們只崇拜和學習那些倖存者和掠食者，而不是美好的人物和心靈。
在《紅高粱》裡，那個縱橫高密十幾年的悍匪余占鰲，就是一個兇悍的形象。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擇手段。對弱小的開燒酒作坊的單庭秀父子，他直接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對殺人如麻力量值強大的土匪前輩花脖子，他處心積慮，裝傻賣乖，暗地裡臥薪嘗膽，在花脖子失去警惕後，把這個注定要被消滅的前輩和他的嘍囉們，一個接一個毫不留情地射殺在墨水河裡。
在《紅高粱》裡，那些撒在地裡就能瘋長的紅高粱暗示著一種野草的力量。這個力量，也是文學前輩魯迅喜歡的：《野草》就是魯迅的一本散文的名字。在莊稼地裡，長得最瘋最有生命力的，不是嬌生慣養的莊稼，而是野草稗草雜草荒草。這些草類面目醜陋，卻機智靈活，存者為王。他們的旺盛生命力，直接危害到了以縣長曹夢九為代表的利益集團，於是，他們展開了圍剿和追捕。所以，面目醜陋的聰明人，一點都不可愛，也不和諧，讓官府太頭痛了。
曹夢九縣長最喜歡的，大概還是王文義那樣的蠢人。因此，我們的藝術工作者急縣長所急，開始有意識地塑造蠢人和傻子的形象。這種形象，人不僅醜陋，而且是真蠢，真傻。他們的蠢和傻，能讓觀眾得到一點點的開心。看到別人比自己更蠢，那些觀眾萌生了更多不切實際的快意。看到余占鰲們變成了老實巴交的《天下無賊》的沒頭腦的「傻根」和《士兵突擊》傻乎乎被人賣豬仔了還幫販子數錢的「許三多」，大家都滿意了。
從裝瘋賣傻到真瘋真傻，在文學電影藝術上，這是退了一大步還是進了一小步？
不證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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