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 文
「民主派」對待人大決定在策略上有明顯調整，前次是截然反對和抵制，今次則在表示反對的同時，提出議價條件。問題在於：民主黨首腦人物表示願意妥協的態度，是否代表「民主派」大多數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民主派」的策略調整是否意味著其立場也會相應修正？只要「民主派」與愛國愛港陣營之間在關於「一國兩制」核心問題即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上依然存在著原則分歧，那麼，關於普選問題的政治議價便很難達至妥協。
與對待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做解釋並就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做決定相比，「民主派」對待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2012年兩個選舉產生辦法和普選問題所做決定在策略上有明顯調整。前次，是截然反對和抵制，今次，則在表示反對的同時，提出議價條件。
李柱銘和何俊仁提出「妥協」條件
12月27日，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尚在審議有關決定草案時，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和現主席何俊仁提出「妥協」的條件。何俊仁接受now新聞台訪問時稱，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能滿足兩個條件，他們可以考慮接納。第一是在2012年把一半功能組別議席變成地方直選，即地方直選由30席增至45席。第二是2012年選舉修改方法及2017年普選方案同時交給立法會表決。李柱銘在商業電台節目《左右大局》中稱，只要中央不插手，香港有機會自行凝聚共識，在2012年擴大立法直選議席，減少功能組別；有信心在2017年爭取一個低門檻的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方案。
就香港穩定繁榮而言，「民主派」表示願意妥協總比堅持毫不妥協要好。在政治議價中，開出高條件以留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是司空見慣的做法。問題在於：民主黨首腦人物表示願意妥協的態度，是否代表「民主派」大多數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民主派」的策略調整是否意味著其立場也會相應修正？
「民主派」主流派或協調議價方案
社民連已經表示毫無妥協餘地。但該團體以及同樣採取毫不妥協策略的團體和個人在「民主派」中是少數。由公民黨湯家驊先是鼓吹香港人罷工、罷市、罷課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罷會，但很快以澄清方式收回上述言論來看，公民黨會與民主黨協同策略。陳方安生看來也會採取靈活的策略。從而，「民主派」大多數亦即主流派會協調一個共同的議價方案來與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博弈」。
事實是，「民主派」策略調整不自今日始。一年前，其主流派推舉梁家傑作為共同候選人與曾蔭權競逐第三任行政長官，開其策略調整之先河。由完全抵制到參與競逐，由全然反對到爭取議價，「民主派」的策略調整是因應香港社會民意普遍追求穩定與和諧，但是，其政治立場未變。
原則分歧令政治議價難達妥協
李柱銘要求「中央不插手」便是其立場未變的一個註腳。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擁有憲制權力和責任。如果這最根本的一條被否定，那麼，香港特別行政區豈不成了「國中之國」或「國外之國」？
何俊仁要求把2012年政改方案與2017年普選方案捆綁一起，這是違反《基本法》關於循序漸進和從香港實際情況出發的規定的。假如在決定2012年兩個選舉產生辦法時就能夠同時決定2017年普選方案，則意味著2012年便具備普選的條件。何俊仁的主張，不僅表達了一種政治意願，而且，暗含地仍舊堅持2012年可以普選。
政制發展需要克服兩個層次的困難，一是政治層次，一是技術層次。毋需贅言，前者遠較後者複雜和艱難。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特殊安排下的政制發展，其障礙和困難更是集中於政治層面。香港人口僅700萬、面積僅一千一百餘平方公里，地區直選已有10多年歷史，推廣普選的純技術性安排沒有困難。關於比例代表制或單議席單票制等的分歧，似乎是技術性困難，實質也是政治利益的鬥爭。只要「民主派」與愛國愛港陣營之間在關於「一國兩制」核心問題即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上依然存在著原則分歧，那麼關於普選問題的政治議價便很難達至妥協。
香港為什麼要實行普選？
香港長期穩定繁榮需要香港與中央建立和發展良好穩定的關係。有些人錯誤地以為，香港未能達至普選是因為中央不放手。他們應當深思：在香港本地存在著對立的兩大政治派別而其中不信任甚至對抗中央的一派佔上風的背景下，假如實行普選，則將給香港帶來怎樣的後果？
有一種意見：就讓香港普選吧，即使普選出了問題，以國家之大之強，屆時中央也能夠收拾局面。的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把已經回歸祖國的香港再分離出去。然而，這樣的觀點忽略了最基本的一點：香港為什麼要實行普選？是以香港穩定繁榮為賭注抑或是為了香港的穩定繁榮？
希望「民主派」的有識之士以香港穩定繁榮為重，在調整策略的同時，與中央改善關係。(文匯論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