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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倚松的大著，仍將「夏伯」當高雄。照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一九九七年一月，香港舉辦了第一屆香港文學節，我寫了一篇講稿：《豬八戒下凡記——高雄的借仙諷今小說》，其後輯在《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匯編》內。文章中有說：
「從一九五一年開始，高雄即在《成報》副刊撰『借仙諷今』小說，直至一九六九年。被他借用的仙人和發表日期如下：
「（一）《濟公新傳》，由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起連載至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先署名夏伯，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隨缺名至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才署上小生姓高至刊完。……」
這段話，我在寫的時候已經有疑問，為甚麼要先署名「夏伯」，後來又署上「小生姓高」呢？但因為交稿時間太急，惟有將報上所見寫出，先行交稿。孰料有位外國研究者韓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竟據此而寫了篇《金庸早期小說及五十年代香港》，將「夏伯」當是高雄，並將夏伯在《香港商報》所寫的《海角梁山泊》，全入了高雄的帳。他在二○○五年出版的《Paper Swordsmen :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中，仍沒將此錯改正過來。
這是個謬誤。「夏伯」不是高雄的筆名，是陳霞子的筆名。這是我看了慕容羽軍的《少產作家和多產文人》後才知道的。他說：
「直到五十年代後期，為《成報》寫《濟公新傳》的陳霞子，半途擲筆，由於那篇每天長達三千字的小說肩負重要的賣座力，主事人便找高雄接手續寫。陳霞子用的筆名為夏伯，他續寫時，筆名用禹伯，而且用篆書書寫，目的不讓讀者察覺作者已換了人。」
陳霞子「半途擲筆」，當是轉往籌辦《晶報》。前年，得晤與陳霞子來往甚密的插圖家占秋風，才進一步證實夏伯確是陳霞子。至於署名「禹伯」，我也走眼了。
占秋風還告知，早期的「筆聊生」亦先是陳霞子，後來才轉讓給林壽齡。林壽齡老實不客氣，還用這筆名在《晶報》寫《西遊回憶錄》。至於夢中人的《懵人日記》，哪些是陳霞子手筆，哪些是林壽齡手筆，占秋風說，當以一九五六年陳霞子搞《晶報》時作為分水嶺；真正的日期已無法可考。假如我們不知一九五六年前的夢中人、筆聊生是陳霞子，全歸林壽齡，那就鬧笑話了。
另如「忠義鄉人」這筆名，葉洪生指是鄧羽公的筆名，於一九三八年在《成報》寫《黃飛鴻正傳》，後來為戴昭宇所襲用。然據鄭心墀告訴筆者，《黃飛鴻正傳》為戴昭宇所寫，而戴已死於日治時期。《黃飛鴻正傳》真正的作者是誰，待考。而戴既死於戰時，鄧羽公死於戰後，而於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年代初，在《成報》撰《黃飛鴻再傳》的又是誰？這個疑案，迄未偵破。
另如於一九六○年二月在《明報》寫《紅花會群雄鬧香江》的麥旋，究是誰人？我曾詢問當年的總編輯潘粵生，因年深日久，他也記不起了。這還要進一步查究。由這些例子可看出，考證當年這班通俗作家和作品，是如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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