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恩柱
怎樣做，一個人才可以有益於他人，有益於社會，是個很複雜的問題。除非品德特別高尚又是寧折不彎者，不少人會選擇隨大流的生存方式，就是明知對方錯誤，也加以附和，決不講出自己的真心話。從根本上講，他們雖然難說是好人，但他們的害人是環境所迫，是複雜的形勢和自我生存狀態相互搏擊產生的怪胎。
我每次讀到裴矩「佞於隋忠於唐」的事跡，便要發出上述感慨。在隋煬帝手下為官時，裴矩雖然還不能站在禍國殃民的隊列中，但也出了不少壞點子，比如大業六年（公元六一零年），「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鬚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廷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這件史實，不僅《資治通鑒》徵引過，好多史書也都加以吸納。隋煬帝性格中好大喜功，浮誇聲勢的一面，在此事中得到了極好的體現。公平說，那時與西域的商貿往來確實增加了許多，但斷不至於達到了如此地步，貧餒者不是一兩個人，遠沒到「不取直」的程度。不過，這樣勞民傷財的點子，並非楊廣親自謀劃而出，而是裴矩的主意。隋朝未亡之時，裴大人使用了許多如此這般的「治國」方略。
裴矩先後在北周、隋、唐三個王朝中任職，閱人多矣，豐厚的政治經驗使他個性全斂，養成「迎合」君主的生存策略。他不是個庸才，更不是只會點頭的蠢才。《資治通鑒》云：「冬，十月，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指隋煬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這指的是公元607年的事情，現在此書雖已失傳，想來內容翔實，否則楊廣是不會親自召見，詳細詢問西域情況，並對裴矩的功績給予讚賞和嘉獎。獎勵，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人們的價值取向，它會使天秤失去平衡，垂向一個方向。裴矩能在皇帝面前出餿主意，主要還是帝王賞識，有利於自己陞官發財，有利於自己生存。果然，如此一來，隋煬帝稱讚裴矩之能，對群臣說：「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隋煬帝一朝，大臣多有諂媚者，考其行狀，與裴矩相似者不少。
到了李氏唐朝，唐太宗總結前朝的亡國教訓，主張大臣開口講真話，君主虛懷納諫，裴矩原來的那一套沒了市場，他便一改在隋朝為官時的作風，順應了潮流。《大唐新語》載，唐太宗聽說有的官吏忒愛受賄，暗地試驗一下，果然有人受絹一匹，李世民大怒，要殺那個人，民部尚書裴矩說：「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最後李世民放過了那個人。《資治通鑒》描述更詳細一點，說李世民很高興，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員開會，表揚了裴矩，說： 「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倘每事皆然，何憂不治！」史家司馬光著書到此感慨無限：「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現在我們讀了這些話，除感歎古人才智令今人無話可說外，不免想起一句老話：正人先正己。與其責備裴矩，不如改變環境，讓人嘗試新的生存體驗，否則說一千道一萬，裴矩也改變不了。裴矩是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