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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進退兩難」是當前「民主派」對人大《決定》的反應。其領袖人物提出所謂「兩條腿策略」即：繼續要求2012年雙普選，同時要求普選行政長官無門檻、普選立法會取消功能界別。然而，這是過渡狀態，很快，「民主派」政治團體必須做抉擇：是與其他政治團體謀求具體落實《決定》的妥協方案抑或堅持不切實際的2012年普選口號？
香港社會各界、政治團體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的反應，顯現香港政治的層次。
《決定》既明確規定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可以修改的範圍，也明確規定2017年可以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甚至對香港社會各界、各政治團體意見紛紜的立法會全部議員都由普選產生的時間表作出規定。對於香港社會各界、各政治團體而言，《決定》不啻是一個意外。
人大決定得到市民認同
香港大多數居民對《決定》的反應是正面的。儘管其中一些人對於2012年不實現普選不無遺憾，但對《基本法》所規定的「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終於有了明確的可以實現的時間表，仍然感到高興。因為，香港大多數居民總的來看是屬於對香港政治「關心」而尚未至於「熱衷」的群體。他們對香港政治的參與仍處於「自在階段」。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會在選舉時堅持履行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權利和義務，相當一部分則對選舉採取有時投入有時游離的態度。他們要求普選，是基於價值觀，而不是基於特別的政治利益。作為單個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是「政治人」，不追求特定的政治利益。當然，他們明白政治明朗有利於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2008年元旦，香港居民「除舊迎新」所展現的10多年未見的歡顏，是他們不僅對香港經濟而且對香港政治表達樂觀的勝於雄辯的反映。
香港的政治團體則屬於對香港政治不僅關心而且熱衷的群體，不論基於何種政治立場對香港政治的參與均處於「自為階段」。因此，對《決定》的反應無論正面還是負面，都是強烈而執著的。道理很簡單，《決定》直接關係他們的政治利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派」政治團體對《決定》的反應呈現矛盾，傾向或同情「民主派」政治團體的評論則呈現分化。
「進退兩難」是當前「民主派」對《決定》的反應。其領袖人物提出所謂「兩條腿策略」即：繼續要求2012年雙普選，同時要求普選行政長官無門檻、普選立法會取消功能界別。然而，這是過渡狀態，很快，「民主派」政治團體必須做抉擇：是與其他政治團體謀求具體落實《決定》的妥協方案抑或堅持不切實際的2012年普選口號？因為，不僅香港大多數居民對《決定》持正面態度，而且，傾向或同情「民主派」政治團體的政治評論也明顯分化。
據我有限度的閱讀，傳統上傾向或同情「民主派」的政治評論對《決定》的反應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類是承認《決定》明確制訂了普選時間表，是表達了中央的善意，勸「民主派」政治團體調整其策略來與中央「談判」。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在2008年1月2日《明報》A30「觀點」所發表的《政改中與北京交手之道》，引述彭定康在「Not Quite a Diplomat」一書中關於與中國打交道的兩個竅門：鼓勵中國負責任地行事和不要觸及北京的「死穴」，為「民主派」政治團體「獻策」。
又一類是對《決定》懷疑和不滿。例如，資深公關人士、民主黨資深成員盧子健在2008年1月2日《明報》A6「筆陣」發表《現實確無奈民主夢仍存》；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公民黨成員陳文敏在同一天《明報》D5副刊「政治隨筆」發表《十年又十年》，均不相信中央會兌現「時間表」。
再一類是憤世嫉俗。例如，時事評論員王岸然在2008年1月2日《信報》頁8發表《普選日期在昨天，一退半步無了期》，把「民主派」今日形勢歸咎於他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4年釋法後很快放棄爭取2007年和2008年雙普選。
「民主派」內部正出現變化
後兩類評論是情緒的宣泄，缺乏關於香港政制發展可操作的建議或意見，對「民主派」政治團體何去何從沒有實際幫助。
第一類反應比較為香港知識界乃至傾向或同情「民主派」的媒體所共鳴。例如，2008年1月1日《明報》A2以《普選確定開創政局新貌泛民應不怕分裂促民主》為題的社評，甚至鼓吹「民主派」政治團體分裂，以便在立法會中形成足以落實2012年政改和普選時間表的三分之二多數。
「民主派」政治團體的領袖人物還應該看到，其組織內部也已出現另類動向－所謂新生代開始考慮如何迎接普選。
香港政治層次的變化應當有利於《決定》的落實。（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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