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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俊峰 攝影：尉瑋
《紅樓夢》裡滿滿是中國傳統社會的豐美元素，無論好的壞的，親近的虛幻的。大到娘娘省親的儀仗排場，小到水磨般精緻的牙牌令、榮枯無常的藥方。不識字的丫環身上也有現代人打磨不出的文化素養。
內地學者劉夢溪借用金耀基的話說，這種文化，是現代中國人「七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見」的東西。
劉夢溪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他是著名的紅學家。去哪兒人家都要他講講《紅樓夢》，不過他自言興趣已不在《紅樓夢》上了，轉而去了解被塵封的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群體。香港作家聯會二十周年慶，把他請了來，偏偏還是講《紅樓夢》。
會後約他訪問，在車水馬龍的灣仔。劉夢溪一身唐裝，身材不高卻寬大，從酒店緩步走出來。聽說要去咖啡店，他說：「不要太遠。」咖啡店裡光線柔和，桌椅四壁色澤質地都很暖，在在都是年輕面孔。劉夢溪點了杯紅茶。
讀七俠五義的童年
劉夢溪講《紅樓夢》講得那麼溫文細膩，沒有學者的八股腔，口音又有從容淡定的京味兒。記者誤以為他父輩或許是旗人，錯了。他出身南方鄉下。
「我父親書法很好，但也是個鄉下的文化人，不是大的文化人。我自己呢，小時候也只是讀了點啟蒙經典，只唸到《四書》，還唸不到《五經》和唐詩宋詞那些蒙書。」
他想了想，好像突然想起來似的饒有興致地說：「我父親很喜歡野史，還有通俗小說和武俠小說。我跟著看，最早是《西遊記》，然後就是《大五義》、《小五義》、《隋唐》、《花木蘭征北》、《荒山劍俠傳》。」說著說著他臉上有了點淡淡的笑，好像和人分享一個無傷大雅的秘密的那種表情。
他是怎麼開始涉入《紅樓夢》的？說起來有點兒怪，大學時候學文學理論，又研究俄國文學巨匠托爾斯泰，竟然就順著這條現實主義的路轉進了《紅樓夢》的迷宮。那時候他覺得，《紅樓夢》是部有現代意義的小說。
來之不易的敬意
本來想接著談《紅樓夢》，他卻說其實現在他的興趣已不在此，於是轉而說起現在中國文化「國學熱」的現狀。他說這要從晚清說起：「那時傳統中國的核心價值發生了危機。過去講的是三綱五倫，晚清最後一個皇帝遜位後，家族也隨之解體。人際關係在西方傳統上是靠契約，中國是靠血緣紐帶。中國現在是家族不復存在，家庭還存在著，這對人們的心理價值觀構成挑戰。現在複雜的社會發生了危機，很嚴重。晚清之後的一百多年中國人一直沒能擺脫這種危機。」
不過，劉夢溪說，中國拋棄了自己，對待自己的傳統那麼輕，但西方的就能代替中國固有的嗎？在後來很長的時間裡，中國人採取了矛盾的折衷辦法，直到十年動亂時基本取向和傳統完全決裂。在他看來，那不是一時一事，而是持續、漫長的流失。「近三十年，有了經濟重建的背景，知識學人也在努力，現在民間也有了種自覺性，所以恢復得特別快。」
禮失求諸野，草根的生命力和包容力超出我們的想像。這也是劉夢溪樂觀的原因：「一百多年，大傳統被檢討得比較多，小傳統卻不易改變，小傳統是種力，能給知識分子一種信心，現在國家至少會在文化方略上重視了。中國的現代化是需要民族傳統作為資源的，這幾年終於有了種自覺性，人們對傳統不是陌生，反而有種親近感。」
對傳統有了一絲溫情和敬意，人們這才開始願意回過頭去讀讀經典。中國內地近年來的國學熱，劉夢溪覺得，就有份這樣簡單但來之不易的溫情。
中國文化花果飄零 從頭做起
劉夢溪近二十年的研究重點是思想文化史，特別是近現代學術思想史。這段歷史很難研究，過去因為政治原因，常常莫名其妙地被人為抬轎或者塵封。1997年，一本《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激起不大不小的波瀾，就是個微妙的例子。
被問到這個問題，他也同意我們的看法。「1995、96年，國內學術界的確有重新審視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思潮。因為當時是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轉折，知識界在比較和反思中開始關注二十世紀的學術思想結構，那一輩人（指二十世紀初到中葉的知識分子）中西兼通，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空前，因為他們是第一代對中國和西方都了解的知識分子，絕後，因為從現在到以後，中青年人不可能再有傳統文化的根底和國學訓練。」
而且也沒有了《紅樓夢》裡的那種世家，甚至連家族都談不上了。過去那種十歲以前爛熟《四書》《五經》、十三歲以後開始讀《二十四史》的人，也很難再有了。
我們的時代真的這麼悲觀？似乎是個要接受的現實。
「知識分子要有獨立自由的思想。那一代那樣的知識分子，我看中國內地十年內不會有，二十年之內不知道。台灣六、七十年代的學術體制不錯，但現在台灣的大學被泛政治衝擊得很厲害，有些荒落了。香港呢，有長期的英文架構，有得天獨厚之處，能避免內地和台灣所短，和國外聯繫是其所長，一度還是學問文化根基的安身立命之處，現在新亞傳統卻有些散落。」
訪問完不久，看電視時看到劉夢溪在作學術演講，台下坐的是上百個未脫稚氣的大學生。在這個看似承平的時代了解一下我們不那麼樂觀的文化現狀也好，至少溫情和敬意都有了，剩下的，就是時光的打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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