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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中國內地經濟過渡從一開始就與香港經濟發生聯繫，不僅由於地理和血緣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作出改革開放這一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政治決定的同時，作出另一項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政治決定—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通過與英國政府的談判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揭開香港與內地關係嶄新一頁。歷史證明：香港回歸祖國是國家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有機部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中國改革開放序幕。約3個月後，1979年3月29日，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明確宣示中國政府將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明確宣佈：「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並把農村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推向城市亦即推向全國。約兩個月後，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回歸與改革開放息息相關
歷史事件是有巧合的。但是，中國政府關於香港回歸的方針及其落實與國家改革開放緊相聯繫，則是體現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
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內地開始經濟過渡和政治過渡。在經濟上，一是「改革開放」—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二是「發展」—由較低發展水平向「小康社會」過渡。中國內地政治過渡，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至20世紀結束時經歷了3個階段，一是結束和清理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二是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過渡；三是推行由中央到地方的行政體制改革，並且在縣以下基層實行民主選舉制度。中國內地政治過渡在21世紀初的使命是，實現最高領導層新老交替的制度化程序化，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民主政治。
中國內地經濟過渡從一開始就與香港經濟發生聯繫，不僅由於地理和血緣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作出改革開放這一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政治決定的同時，作出另一項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政治決定——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通過與英國政府的談判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揭開香港與內地關係嶄新一頁。
香港的經濟過渡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的內涵是由「新興工業化經濟」向成熟的「發達經濟」過渡；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可持續發展」觀興起和人類開始邁向知識經濟新紀元，其內涵轉變為由「新興工業化經濟」向知識經濟過渡，亦稱經濟轉型。
香港的經濟和政治過渡
香港經濟過渡與內地經濟過渡固然有不同內涵，卻幾乎從一開始就相互聯繫。香港本地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製造業從20世紀中期起，遇到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提高、國際價格競爭力下降的困難。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天時」：深圳等4個經濟特區於1980年相繼誕生，其中，深圳、珠海、汕頭等3個經濟特區均位於毗鄰香港的廣東省，深圳更緊連訓香港—「地利」：香港不少居民來自廣東—「人和」。三者相結合，給香港製造業提供了大規模「北遷」至廣東省珠三角的機遇，也為內地、尤其廣東省改革開放提供了寶貴的動力；更重要的是，香港與內地、尤其與廣東省珠三角開始形成經濟一體化趨勢。以2003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署為標誌，至今，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已不可阻擋、不可逆轉、不斷深化。
香港的政治過渡（亦稱政治轉變）始於1984年，包括兩個層次，一是由港英管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過渡，二是由殖民專制統治向現代民主政制過渡。前者由中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而發端，並以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為開始。後者以港英政府推行代議政制為始點，但是，完整意義的香港民主政制則是始於199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由香港當地選舉產生。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香港最終實現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規定了明確的時間表，意味著香港政治過渡即政治轉變最終實現已指日可待。
同時，以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標誌，香港政治過渡與內地政治過渡將告別「井水不犯河水」，開始相互聯繫、相互影響。這是國家改革開放深化的必然結果，也是香港回歸祖國由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到香港人心回歸的必然結果。
總之，歷史證明：香港回歸祖國是國家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有機部分。（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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