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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去年十二月底，廣州《南都週刊》辦「新詩九十年十大詩人評選」，邀請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和海外九十二位詩人參與評選，該刊據所收到的評選排名統計得分，公佈前十名者為穆旦、北島、卞之琳、多多、艾青、馮至、海子、昌耀、蕭開愚、郭沫若。
新詩史中，誰真可堪稱十大詩人，相信眾說紛紜，該刊也表示「這是一份和所有參評者的名單都完全不一樣的名單」，他們也邀請了我參與評選，符合我選出者只有馮至、卞之琳、艾青和穆旦，戴望舒不入選也非我所料，然而文學的高低難以數字量計，誰入選或遺漏了誰實在不重要，這次評選活動，我更願意理解為對新詩發展九十年的紀念和致意。
當胡適等人在一九一七年的《新青年》發表首批新詩時，只作為白話文實驗，語文的意義高於文學意義。及後新詩經過不同調整，負載更多觀念意義，過去九十年有現代派詩歌、抗戰詩歌、左翼詩歌，以至方言詩、十四行詩、朦朧詩、港台兩地以及海外華人的新詩，它不僅是一種文學形式，更參與意識形態的塑造。
然而新詩似乎也引起不少誤會，部分源於自身的語言問題，部分由於新舊形式的對立。五四新文學因時代需要而與傳統文化對立，早期新詩也不免捲入對立當中，然而新舊文化對立的時代早應過去，新詩不應與舊體文學對立，事實上舊體詩的形式也經歷多次變革，而新詩的九十年在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時間上只是很短時期，它還有許多可能性，未可因過去的局限而否定之。超越新舊對立，以寬廣的目光視之，廿一世紀的新詩將有更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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