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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 韻
寒冬季節，查建英再次從紐約飛回北京，主持798藝術區裡一個關於80年代文學的論壇。
「可是，誰會在星期五下午跑來聽一場關於文學的討論呢？」查建英很懷疑。可是論壇開始前，樓上樓下都已經坐滿站滿了人。「都是些誰呢？」
《八十年代訪談錄》也曾帶給她同樣的困惑。這本書在內地已經印到了第八版，但每次加印的數量仍很保守。事實上，從最開始籌劃這本書時，查建英和出版社的編輯就沒有指望它流行。他們估計這本書的讀者僅限於經歷過八十年代的文化圈內的人。
「當時有幾個年輕人聽說我要寫一本什麼書，一陣興奮。後來發現他們搞錯了，以為我要寫《「八零後」訪談錄》呢！」
意外的是，這本書在一年多前出爐之後，讀者隊伍從六十年代生人一路席捲七十年代生人，乃至吸引了部分八十年代出生的「小孩」。查建英自己也不明白：這些孩子想在她的書裡找什麼呢？
「可能不見得在找什麼。這本書是一座橋樑，通過它，一些『同類人』，不論出生在六十、七十還是八十年代，發現彼此能互相聽懂，因為他們在關注一樣的問題。」
當年查建英像他們這麼大的時候，已經根據自己「要當作家」的夢想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或在美國南部炎熱的小城裡猛啃英文系的教材，在哥倫比亞大學聽夏志清講張愛玲；甚至已經跑回北京寫了幾篇小說。這就是整個八十年代裡，查建英自己的人生軌跡。
「我不是那一代八十年代人中的典型。」她說。在某種程度上，她總是在和主流的錯位中觀看八十年代的中國風景。
叢林下的冰河
查建英1981年出國，中文系沒有人能理解她的動機，真正的出國狂潮當時也還沒有降臨。1987年查建英回國，她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片「沸騰的生活」之中。那正是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熱的高潮。
這段時間裡，她寫了《叢林下的冰河》，一篇自傳風格濃烈的小說。小說講述了「我」，一個年輕的中國姑娘，隻身跑到美國大學求學的故事，在英語環境裡的掙扎和對西方文化的汲取，以及和美國男友一度甜蜜卻終究破碎了的戀愛。故事裡的女孩回到中國，為了追尋被冰冷河水埋葬的舊日戀人在大西北的最後一絲蹤跡。最終，她發現自己回來，卻沒有找到自以為留在中國的那個東西。「我」最終選擇回到美國，而那個曾經熱望的西方卻也不再令自己滿足。在這個故事裡，不僅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和經歷搖晃著查建英自己的影子，甚至「我」的中國男友就是查建英的中國男友和他同父異母的哥哥兩個原型的結合。
1991年，作家出版社出了這本短篇小說集。「我在美國很小心地把書拿給阿城。阿城看完後說：『有點意思啊，沒想到你也能寫小說。』我覺得這是很大的讚許。」很多年後，查建英看到北大張頤武教授的一篇評論，他從這篇小說裡看到了一種對「理想主義的終結」和中西文化衝撞的悲劇性宿命的預感。那已經是90年代中期，八十年代早已冷卻，並正在遠去。
《叢林下的冰河》裡穿插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叢林中的猛獸》，還有一個神奇的印度人。這個中年男人總是用一種悲憫又高瞻遠矚的姿態給「我」指點迷津，幫助「我」解讀詹姆斯和「我」的人生。
「小說裡，『我』在明處，而印度人在暗處。」事實上，這個預言家式的印度人角色已經啟示了主人公不可避免的處境：在東西之間的永遠的焦慮，第三世界文化人在西方文化面前的共同命運——一種不祥的前景。
「小說結尾完全沒有出路，只有凶險的命運。」查建英說，小說的主人公埋葬掉留在中國的理想主義，而在西方又找不到真正想尋找的東西。在一個八十年代狂歡高潮的巔峰，查建英在北京寫著這樣一部悲劇性的灰色小說，一種關注個人命運的寫作。旅美六年的經歷反而令她在運動面前不合時宜地低落。1989年秋，她回到美國。
文化繁榮在後頭
當九十年代「留學生文學」興起的時候，查建英已經不再寫小說了。她曾經嘗試用英文寫長篇，結果第一章寫完就寫不下去，就改成一篇短篇。「居然也在一個文學刊物上發表了。」她轉而從事非小說創作，發現了一條新的路。她開始給美國的《紐約客》等雜誌撰稿，並在1995年出版了China Pop，一本描述中國大陸文化轉型的書籍。
「年輕的時候，覺得只有小說才是文學；覺得不是東方就是西方。現在，對我來說文學種類已經不是問題，而東西方文化糅合的契機正在來臨。」如果說八十年代末查建英從內地的「文化熱」中感到了一絲冰河般的寒意，人到中年的她卻在「黑白分明」、「焦慮遍野」的中國文化青春期過後，看到了一線「柳暗花明」。
雖然中國拷貝的年歲太長，原創性的東西太少，但是查建英看好當下的走向。「我同意李澤厚和劉再復在《告別革命》中所陳述的觀點：中國的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解決，而應該採取漸進的方式。第一步是經濟，第二步是個人自由，第三步是政治改革，最後才是文化繁榮——文化繁榮在後面呢。」
「年輕的時候，特浪漫，所以特悲哀。但是那種浪漫是想像式的浪漫，因為人生的體驗太少。這種浪漫很脆弱。」在經歷了個人危機之後，查建英反而樂觀了起來。「我問自己：我是不是不再浪漫了？我覺得我活得更真實了。浪漫不只存在於遠處天空的雲裡，雙腳踩地也照樣可以浪漫。」 在查建英看來，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是青春式的理想主義，是粗放型的，沒有理性的錘煉，沒有雜糅與多元。「現在，經歷過現實主義理性洗禮生長出來的成熟形態，不見得就不是理想主義的，只是少了八十年代的某些極端、狹隘。」
預感將有希望
在和阿城、孫甘露的聊天中，她感到不止她一個人認為中國根本沒有完全進入後現代，卻想把前現代和啟蒙的精神全都抹掉，給人一種不真實的、「乏」的感覺。後現代過早轉移了人們對中國許多現實問題的關注力。「現在中國好多東西還壓著，還需要人們去爭取，還需要聯合，需要共識。人不應該是散著的，而應該是攜手的。」
最近幾年，穿梭於東西方之間的查建英看到了東西方融合的光亮。「就像和麵，你一直揉、一直揉，雖然不知道最後做出來是饅頭還是麵包，但是現在這團麵裡的疙瘩終於慢慢少了。」
「英文有一個詞叫Self-defeating Prophecy：如果你預感自己會失敗，自己就真會失敗。」查建英想把它反過來用：如果你自己預感到將有希望，就會推動它真的實現。「現在中國文化界應該挪到建設的階段上來，不要再局限在一味的批評和批判上。這才是最有益處的一種態度。」
「《八十年代訪談錄》的讀者主體來自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這本書所引起的反響正預示著這富有建設性的下一階段真要開始了。」查建英用預感作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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