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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曹操墓就位於鄴城附近。
顧 農
曹操是漢末知名的政治家、文學家。魯迅對其人評價甚高。他在著名的學術講演《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說過：「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後來魯迅又一次談到曹操，提到他領導盜墓與安排疑塚等事：「曹操設了『摸金校尉』之類的職員，專門盜墓，他的兒子卻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謚為『武帝』，好不威風……」
相傳曹操怕死後被人掘墳，造了七十二疑塚，令人無從下手。但後之論者又曰：「阿瞞老奸巨滑，安知其屍實不在此七十二塚之內乎。真是沒有法子想。阿瞞雖是老奸巨滑，我想，疑塚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過古來的塚墓，卻大抵被發掘者居多……」（《花邊文學》〈清明時節〉）
關於曹操有組織有領導大規模地盜墓，《三國志武帝紀》沒有提到，但陳琳為袁紹寫檄文，將此事作為曹操的一大罪狀：「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恭肅；而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按西漢梁孝王劉武是漢文帝之子、漢景帝之同胞弟，當年在諸侯王中以愛才養士著稱，又以富有聞名。《漢書文三王傳》說他「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金，他財物稱是」。在曹操之前董卓早已大規模地盜墓，這個野蠻的軍閥在撤出首都以前，「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三國志董卓傳》）到長安以後，「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塚墓，收其珍寶」（《後漢書董卓列傳》）。梁孝王劉武的陵墓大約乃是董呂浩劫之後尚存的一塊肥肉，因此被曹操看中，成為「創收」的一大資源。《文選》李善注引《曹瞞傳》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太平御覽》引《曹操別傳》云：「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這兩條記載當出於同一史源，只是文字的繁簡稍有不同。
這次行動看來是曹操直接領導並親臨現場的。在此前後更安排專職的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則表明他將盜墓視為必須長期堅持的經濟工作，該項工作以「發丘」為手段、以「摸金」為中心；其主管官員級別很不低——這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創意。
陳琳在袁紹官渡之敗後歸降曹操，曹操責備他說，你替主公寫檄文罵我，各為其主，倒也罷了，「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三國志王粲傳》）話說得很嚴厲，但並沒有涉及罵自己盜墓一事。此後曹操仍然重用陳琳，作為自己的筆桿子。曹操敢作敢當，在非常時期做過不少出格的事情，竟然毫不隱諱，不愧是個英雄。正因為曹操是親自領導過盜墓的，所以他後來嚴肅地交代過，自己死後一定要薄葬。其遺令有一條道：「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三國志武帝紀》）這裡的潛台詞大約頗有省得後人到這裡來「發丘」「摸金」的意思。
曹操的兒子魏文帝曹丕親身經歷過漢末的盜墓高潮，所以也強調務必薄葬，他於黃初三年（222年）在首陽山安排自己的壽陵，並發布《終制》道：「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原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為什麼要這樣簡樸呢？無非是防盜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這裡他忘了說明，到處尋寶發丘燒屍的正包括他那位偉大的父親在內。曹丕一再告誡臣下，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這些命令辦，「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屍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皇帝陛下再三把話說得這樣嚴重，無非是怕別人將以其父之道，還治朕躬之身，弄得死後不得安寧。
領導過盜墓的曹操是壓在魏文帝曹丕心頭的一大塊陰影。
相傳曹操安排七十二疑塚，無非是設想他本人很擔心怕別人將來來挖他本人的墳墓，所以出此妙策；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設想，但是並不符合實際。按此說出現甚晚，現在看到的材料最早的也已到了趙宋，顯然不足以據為信史。魯迅引用的那兩句詩，出於宋人俞應符，十六卷本《魯迅全集》的註釋據《南村輟耕錄》〈疑塚〉錄出其全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
魯迅憑記憶引用，文字稍有出入。此詩實在不太有詩味，只不過是一段說理文。明朝人王士性在《豫志》中說：「余謂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塚中，操屍猶不在也。」十六卷本《魯迅全集》注引出了這一條；按後來清人褚人獲也說：「不知老瞞之骨，豈真瘞七十二塚間？奸雄欺人，詩人又墮其雲霧，恐老瞞之鬼揶揄矣……後有反其意者曰：『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塚，更於何處覓君屍。』得其旨矣。」（《堅瓠集》二集卷三）蒲松齡也說過「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乎，奸哉瞞也」（《聊齋誌異》卷十《曹操塚》）。大約正因為發這一類議論的非止一人，所以魯迅統稱之為「後之論者」。似此，則《魯迅全集》注尚可有所補充也。
但是這些詠史詩和翻案論其實都沒有什麼道理。事實上曹操並沒有為自己安排什麼疑塚，他明確指定過壽陵的位置，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有命令道：「古之葬者，必居貧瘠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三國志武帝紀》）這一命令肯定是要被嚴格執行的。這一塊風水寶地離他的老根據地鄴城不遠，站在銅雀台上就能看見。魯迅說曹操「疑塚之流倒未必安排的」，完全合於可靠的史傳記載，也合於當今考古學家的推定——據說他們已經劃定了曹操墓所在地的範圍，只是還沒有去挖掘罷了。
曹操特別強調薄葬，外面不封土不種樹，裡面不放任何值錢的東西，目的當然是防止後人來發丘摸金；而如果真是有人來盜墓，他大約也無所謂，因為正如稍後他的兒子曹丕所說，「自古及今無不掘之墓」，死後之事，大可不必多去管它了。
魯迅雜文內容很廣泛，有時隨便講一點古代的什麼事情，都能給讀者很多的啟發，此其所以不可企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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