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英
所謂「江南重賦」，是指明朝在江南地區的蘇州、松江、湖州、嘉興四府，賦稅特別苛重的一種現象。對江南實行重賦，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在明代這個歷史階段，在朝在野的官紳士庶對這一政策都有激烈爭論，改革的呼聲居高不下，但終明之亡，「江南重賦」並未有實質性的調整。
在開國奠基後，朱元璋為什麼要對江南地區課以重賦？這是個歷史學界存在很大爭議的問題。長期以來有一個流傳甚久的說法，即這是朱元璋個人洩憤的產物。在朱元璋奪鼎的艱辛歷程中，他最大的競爭對手，除了元王朝和「以強恃」的陳友諒，就是「以富恃」的張士誠，而蘇、松、湖、嘉一帶正是張士誠的大本營。朱元璋消滅陳友諒，移師進攻張士誠所佔據的蘇州城時，向來被視為民風柔弱的蘇州人曾作殊死抵抗。所以，前人多認為，為發洩對支持張士誠的江南軍民的不滿，朱元璋登基後，便故意對張士誠原轄的地方加徵重賦以示懲戒。清人所修的《明史》就採信了這一說法。
但這一說法遭到了一些歷史學家的質疑。韋慶遠先生是攻治明清史的專家，著有《明清史辨析》、《明清史新析》等著作多種，他所撰寫的《明初「江南賦稅畸重」原因辨析》就是質疑陳說的一篇論文佳作。韋先生重點從江南賦重的歷史淵源、明初社會經濟情況等方面入手，力圖說明，「江南重賦」政策並不是朱元璋個人主觀意識決定下的產物，而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客觀需要。而韋先生反駁舊說，最有力的一個論據是：如果說江南重賦是因為朱元璋對江南軍民支持張士誠不滿，那麼他為什麼不對曾經支持陳友諒的江西、武昌軍民也一樣施以重罰？須知，陳友諒當時對朱元璋的威脅遠遠超過張士誠，陳才是朱的頭號死敵。
韋先生的文章，從學理上講，是無懈可擊的，尤其是那最後一個駁論，更幾乎讓陳說無立足之地。不過，分析歷史事件，固然需要充足的史料和敏銳的識見，但同時應該對事件中的人物心理有深刻的體察，這也就是前人曾經說過的，「論史要能攖人心」。而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韋先生的論文又不免可議之處，因為他對朱元璋在滅陳和滅張這兩個不同時期的不同心理，缺乏分析。
誠如韋先生所說，「陳友諒當時對朱元璋的威脅遠遠超過張士誠，陳才是朱的頭號死敵」，其時陳友諒聲勢極盛，從實力上講在朱之上，鄱陽湖雙方決戰，雖然最終的大贏家是朱元璋，但以斯時形勢之險惡，勝負之反覆，朱氏實在只是運氣好一點，「幸勝」罷了，對這一點，朱元璋本人也毫不掩飾。而到了朱元璋進攻張士誠的時候，形勢卻迥然不同，這時只要稍有知識者，就會對戰局的走向一目瞭然：消極應戰、苟延殘存的張士誠哪是如日方中的朱元璋的對手呢？這從朱元璋戰前的動作也能窺出端倪：他對張是百般勸誘，指望兵不血刃，而對陳友諒，卻根本未存勸降的奢望，原因就在於，他認為以張士誠的實力，只有向自己投降一途。然而，事實卻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張士誠硬是在重兵圍困之下，死扛了一年有餘，張士誠本人，也選擇了自縊！僅以常情常理分析，朱元璋在滅陳和滅張這兩大戰役中，其心理是大大不同的。滅陳，因為是「幸勝」，只會有滿心的喜悅；滅張，一個為他所藐視的對手卻負隅頑抗，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怎不令他惱羞成怒呢？這就好比下棋，一個人面對高手，如果贏了，即使勝來不易，他也會非常暢快，但如果一個向來為自己所瞧不起的對手卻偏要戰至一兵一卒才肯認輸，雖同為勝利，那心理和情緒卻顯然有天壤之別。從這一角度分析，不是陳友諒，而是張士誠及其所轄江南地區讓朱元璋感到羞憤，最後連累江南民眾背負重賦，就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