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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與〈新青年〉》讀後
汪秀枝
仔細地讀完張耀傑先生費數年之功寫成的《北大教授與〈新青年〉——新文化運動路線圖》一書後，我的感受是：它不僅澄清了一些被誤說的歷史，還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架起了一座相通的橋樑。
民國初期，當有識之士們意識到，以前在物質層面（洋務運動）和制度層面（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的變革嘗試都未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面貌後，他們便尋求新的途徑，致力於文化觀念的革新，掀起了一場思想領域的革命——新文化運動。
論及新文化運動，《新青年》雜誌是繞不過去的重鎮。所以，近百年來，《新青年》總是很頻繁地被人憶起。所有的著述，只要是研究新文化運動的，都少不了對《新青年》進行一番評論。在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重說歷史」的大背景下，與新文化運動、《新青年》關係最為密切的兩個歷史人物陳獨秀、胡適都成了全民皆誅之的歷史反動派；改革開放的時代來臨後，思想文化領域的禁錮逐漸被打破，實事求是的呼聲越來越高，民眾希望盡可能地了解真實的歷史，不少歷史研究者也為揭開歷史的真實面目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可是，時過境遷，經過幾十年戰爭與內亂的折騰，歷史的本來面目被蒙上了一層層灰燼，不是那麼容易就被後世人看清楚的。直到今天，圍繞著《新青年》的人和事，張冠李戴、無中生有的說法還在書報雜誌上頻頻出現。例如，一些人僅憑著《新青年》某位當事人（如沈尹默）老年回憶中的一家之言就斷定魯迅是《新青年》的輪流編輯之一，用成王敗寇的邏輯評價《新青年》同人後來的路徑選擇……
真正對歷史負責任的研究者是不能夠放任違背史實的言論大行其道的，他們會像積極參加過新文化運動的史學大家傅斯年所說的那樣：「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盡可能多地搜尋歷史的蛛絲馬跡，再加以嚴格地篩查、對比、求證，釐清史實，作出結論。張耀傑在《北大教授與〈新青年〉——新文化運動路線圖》一書中，他以翔實的史料，對《新青年》的諸多問題進行了一一考證，比如，針對「魯迅曾參與編輯《新青年》」這一流行說法，他列出了《新青年》自第四卷實行輪流編輯後每一期的編輯者，這些人先是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六人，後來劉半農與陶孟和出國，他倆的空缺由李大釗、高一涵頂替。至於魯迅，他確實化名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不少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影響也很大，但他卻與其弟周作人一樣，一直是《新青年》編輯部之外的二級同人，他不曾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也沒有參加《新青年》的編輯會議。
對於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而言，審視過去、指正真相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謳歌或者批判，而是為了從以往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以便更好地開創未來。張耀傑先生花費了大量的筆墨，對《新青年》團體幾位主要人物的教育背景、思維習慣、說理方式、價值判斷等進行了比較，並加以評價。張耀傑認為，在這個團隊中，胡適、陶孟和等人親身體驗過歐美的現代文明，感受過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他們與神往歐美現代文明卻沒有真正體驗過歐美現代文明的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魯迅等人之間在精神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倡導民主與科學，鼓吹文學革命時，胡適表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則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則以為：「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當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用演雙簧戲，生造出一個「王敬軒」的手段吸引大眾關注文學革命時，胡適對此持有異議；當錢玄同、魯迅等人在諸多社會問題上宣揚過激主義時，胡適主張循序漸進……今天，中國在融入世界、走向民主化的進程中，人們，尤其是處於強勢群體的人們，更應繼承和發揚胡適所倡導的寬容精神，將民主理念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做人與做事時，尊重他人，容納異己，顧及別人的處境和感受，用說理的方式解決爭議，不認為自己的觀點一定正確，不把自己的觀點當作評價是非的標準；自己生活，也讓別人生活，自己說話，也讓別人說話——如此，則社會上強弱群體之間的緊張、對立情緒會逐漸得以緩解，依靠法律而非暴力革命的手段推動的、代價較小的社會進步才能被民眾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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