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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友誼，一場知遇之恩，此書描述甚詳。 照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被歷史忽略的歷史》中，有三段是關於胡適的。一、「胡適尋找古代白話詩」，二、「胡適四次營救陳獨秀」，三、「胡適、陸小曼的『四角戀』」。嚴格來說，這三段都不算「被忽略」。胡適對古代白話詩的勾沉，可見於他的《白話文學史》；「四救陳獨秀」可見於他的日記和他人的記載；與陸小曼之戀可見於江勇振著的《星星、月亮、太陽》。
不過，由尋找古代白話詩中，可見胡適對白話文的熱誠，對追求學問的決心；在營救陳獨秀事件中，可見胡適之重友情；胡陸之戀可見胡適的真淫，我在此欄中已有所述，不贅。值得一談的還是，胡適和陳獨秀的「一段情」。
胡陳結緣於《新青年》。胡適那篇著名的文學革命開篇之作《文學改良芻議》，就是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率先向外發布，新文化運動自此發端。不僅此，陳獨秀還力薦胡適入北大當教授。陳獨秀知遇胡適，雙方就此種下一份情誼。
陳獨秀曾四次下獄，胡適為了報這份「知遇之恩」，都加以力救。這在《胡適日記》可看到營救的過程。李伶伶、王一心著的《日記的胡適——他和影響了那個時代的他們》（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二○○七年十一月），便有專章寫了這事件。
陳獨秀第一次被捕，是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二日。當年的陳獨秀，思想已轉變，非是單純的新文化運動者，而是靠向了馬克思主義，因痛恨北洋政府對外出賣國家權益，散發自擬的《北京巿民宣言》傳單，結果下獄。胡適透過在京的安徽同鄉和當時任警察廳長安徽人吳炳湘的關係，去打通關節；另方面在《時事新報》撰文，披露陳獨秀在牢中的非人道待遇。在強大輿論下，北洋政府不得不放人。
第二次被捕，是於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所拘，罪名是繼續出售已被查封的《新青年》。當時，陳獨秀已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共產黨的總書記。與胡適已是「道不同」，但胡適仍努力營救，並在日記中大罵「法國人不要臉！」隨後與蔡元培牽頭，眾多知名學者、教授簽名，給上海法國領事館發電報，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在壓力下，陳獨秀終獲釋。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陳獨秀第三次被捕，抓他的仍是法租界巡捕房，理由是「收了俄羅斯的巨款」。胡適往找外交部任職的顧維鈞。經疏通下，陳獨秀終以罰款了事。
第四次被捕，是在陳獨秀被開除共產黨黨籍之後的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拘他的是，仍在通緝他的國民黨。胡適四處奔走，並四處講學，宣揚陳獨秀對五四新文化的貢獻。終於在「迅予處決陳獨秀」的聲音下，陳得免於難，但也「活罪難饒」，坐了五年的監牢才予釋放。
在政見、思想、立場俱已成對立之勢下，胡適對陳獨秀仍大力相救，只因是早年的一場友誼，一場知遇之恩。在這方面，胡適對陳獨秀可謂「仁至義盡」。兩人的關係，可借魯迅一句話來形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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