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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 波
在古代，雖然沒有維權，但人們同樣痛恨虛偽。例如不少士人對「學術腐敗」即學術上的造假、虛構或抄襲等行為十分鄙視。
清代學者宋翔鳳「打」過一回假，被打對象為早他一千多年的劉歆。劉歆是西漢末年大名鼎鼎的文人、學者，在註解《尚書》時，他對西周初年周公攝政一事，同時使用了「公」與「王」兩個稱呼來表明周公旦的身份。若不仔細看，似乎沒什麼不妥，「小事」一樁。其實不然，宋翔鳳就發現了問題——劉歆在造假，「實亂之也」。因為在古代，「公」與「王」有著嚴格的區分。我們知道，周公攝政是因為周初政局不穩、周成王年幼；成王長大後，周公就歸權於成王了。因此，周公只是一個「公」，輔佐周朝的「大公」，他自己也從未稱過「王」。如果稱「王」，則表示周公成了周朝真正的主宰者。這不是誤會，而是劉歆的有意為之。原來，當時王莽恰恰做著西漢王朝的「安漢公」，還企圖篡位；而劉歆正在王莽手下任職（後來還做了王莽政權的「國師」），於是他故意混淆「公」與「王」二字，以便為王莽篡位製造輿論。
東漢也有一些「學術打假」的例子。東漢中後期政局比較混亂，大臣、宦官輪流秉政，但政府仍然重視教育、學術，注意對知識分子的選拔。然而由於把關不嚴，部分讀書人作假矇混過關的現象時有發生。為了得到統治者的「關注」，他們鋌而走險、賄賂相關人員，將朝廷所藏經書的文字按自己對經書的解釋篡改，「亦有私行金貨，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後漢書．儒林列傳》）。這樣一來，他們自然而然成了權威。這種「腐敗」的風氣在當時較為嚴重，「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或者直接抄襲，「或竊成文，虛冒名氏」。以至於後來「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出現了不少投機取巧的學人。這些作假行為令一些正直的知識分子痛心疾首，他們向政府建議打假。蔡邕、陽球等人為此還提出了兩點打假建議，其一，廢止那些容易作假的學人、官吏選拔方式，「罷鴻都之選」（《東漢會要．文學上》）；其二，從源頭上入手，刊定、規範各種典籍，以減少作假的可能性。後者很快為統治者所採納，「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魏晉時期，也有一件「學術打假」的公案。由於各種原因，當時文人、學者對老莊的推崇是空前的，眾多文人各抒己見，紛紛註解《老子》、《莊子》等道家典籍。其中，向秀對《莊子》的闡釋獨樹一格，「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不過可惜的是，向秀沒有完成全書的註解就去世了。不久，另一學者郭象見到向秀的註釋，大為驚歎。後來郭象自己註解《莊子》，很多地方「借用」了向秀的東西，只不過他的「借用」做得不地道，並不加以說明。這個假在不久之後就被人們發現了，「（郭象）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註」（《世說新語．文學篇》）。正因為此，郭象雖是公認的「莊學」大家，但他「借用」而不註明出處的行為，向來為人詬病。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學術批評乃天下之公理。從上述「學術打假」事例可以看出人們對作假者的態度，劉歆自不用說，郭象亦被罵作「為人薄行」。古代著作者將這些事情揭發並記錄下來，目的也在於「彰其惡」，並告誡後人：「萬事品為先」，「立言」還須先「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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