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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帆如何面對師道尊嚴與學生自由，看來是現代社會師生關係的深刻教訓。
吳小彬
月前，中國教育界最引人注目的，肯定是「楊帆門事件」了。這起事件和緊隨著發生的一些事情，以及由此引發的爭論和吵鬧，向人們披露了如今大學裡師生關係的演變、教師面臨的尷尬、教育產業化和大學擴招對原先精英教育模式的顛覆。同時，整個事件中各色人等的表演及言論，也將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分歧展現在世人面前。
後現代師生關係？
楊帆，1951年生人，著名經濟學家，2003年調入中國政法大學擔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1月4日晚，楊帆要上「生態經濟與人口環境」的最後一節課，在他到來之前，不少學生交了論文就離開了。楊帆來到教室講課後，發現人數不夠，便開始鎖門點名。因擔心不及格，二三十名離開的學生聞訊後陸續返回，聚集在門外期望有機會獲准進入教室，楊並不理會。一名男同學心急抬起腳踹了一下門，楊走到門口大聲責罵。
楊帆訓導在課堂的學子說，我不要這樣的學生，合起伙來跟老師搗亂。這時，一名女生背著書包走向門口，楊問，我沒講完呢，你幹嘛去？女生說，老師上課講這些，你不覺得無聊嗎？楊說，你才無聊呢，你叫什麼名字？據同學回憶，當時楊帆指著女生大喝：「站住！」並跑過去抓住其書包。在扭打和掙脫過程中，女生踢了楊帆幾腳，楊怒不可遏，欲強行拉其去保衛處。這時很多同學上來勸說，不久，保衛處的人趕到將女生帶走。
第二天，這件事情就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網上各種言論唾星橫飛，有批評楊帆為師不尊、有失風範的，有指責學生不懂禮教、不守校規的。1月7日，同為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的副教授蕭瀚，因「驚聞楊帆門事件，如鯁在喉，不得不發」，蕭撰文力挺當事學生，認為楊帆辱罵學生在先，有違師道。同時還表示，他的課堂「學生可以隨便發言，不需舉手」，「可以不來上，不需要請假」，他從不限制學生進出。因為在他看來，師生的尊重是相互的，「逃課是自由的象徵」。
1月11日，蕭瀚突然向校方提出辭職。在公開發佈的《聲明》中，蕭瀚表示，「我和楊帆教授往日無私怨，今日無私仇，我們甚至沒有相互認識過。但是我和他有不共戴天的公仇，就是來自教師倫理之仇」。
不罵？還是該罵？
事後，楊帆為自己辯護：「我是負責任的老師，所以我倒霉了」。有記者問他為什麼罵人？楊帆道：「急了怎麼不可以罵人？這麼多學生把課堂當茶館，不罵就不能治他，我寧可不要謙謙君子的美德。」
楊帆還說，現在流行學生給老師打分，老師得寵著學生，得容忍學生逃課，讓他們高興。老師已經淪為商品化、工具化，這樣不利於教育事業。他堅持認為，大學必須要有中國傳統的師道尊嚴，這個底線是不能破的。
確實，在古代社會，無論官學還是私塾，老師的地位都很崇高，所謂「一日為師，終生為父」，老師「傳道授業解惑」，學生靜心修學「格物致知」，一代代承繼延續中華道統。可如今，商業大潮漫捲校園，教育產業化和大學擴招，流水作業線式的批量生產，已將過去的精英教育模式徹底顛覆。大學現在被稱為「大學公司」，很多教授把評職稱、湊科研成果、開公司、拉項目等當作「本份」，學生則把上大學作為混文憑找個好工作的必經之途。如此，又談什麼尊師重道？
楊帆不肯放棄師道尊嚴，覺得學生們的「自由」過分了。雖然同樣面臨著學生評價與校方考核的壓力，他也不願「討好」學生，對學生的散漫不肯遷就，這當然是出於對教育理念的堅持，對自己人格的尊重。可他考慮甚少的是，學生們現在也要求被尊重，特別是這些被稱為80後的一代，不少人都看過《逃學威龍》這部以整老師為主題的香港電影，也看過反映日本師生關係緊張的《麻辣教師》電視劇，對美國大學校園的自由更是津津樂道，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對個性自由的渴望，都開發得很早很快。面對這些孩子時，滿腦子儒教觀念的楊帆，不知順勢而為，一味強調師尊道統，其方式方法又太簡單魯莽，的確是大失水準，有失風範，不免衝動和偏激了。
而蕭瀚，以自己讀大學時經常逃課卻比別人有了更多看書的時間為例，主張給學生更多的自由選擇權。其出發點固然不錯，可依當下大學生的情況來看，他似乎過高估計了80後這代人的勤奮與自學精神。平心而論，當代大學生的普遍狀態是自由高蹈有餘，自我約束不足。如果總是理解、寬容、乃至縱容，相信許多花了高價錢把孩子送進校園的家長都不會放心了。
彌合分歧 共促大業
現在，距事件發生已過了一段時間。風波雖已過去，可其中流露出的某種情緒和信息，卻讓人思索。許多人都知道，十數年來，基於對經濟社會進程中出現的重大問題的不同觀點，中國思想知識界分成了「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兩大陣營。兩派學者在公正與效率、權力私有化、改革的成績與過當、國有資產流失、社會貧富分化等重要事項上，見解不一，態度不同，立場相異。近幾年來，兩派學者時常發生思想交鋒和辯論，2004年的「郎顧之爭」、2006年《冰點》周刊事件、2007年的《讀書》換帥風波，我們都可看到和聽到兩派學者的互不相讓，唇槍舌劍。應該說，每一位學者都有自己的思想背景、性格、成長路徑和社會身份，在觀察問題的角度和側重點上有些不同，這是很正常的。兩派學者在一些重大經濟社會問題上發生爭執，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可以擴大思想知識界的社會影響，吸引更多的人關注改革與發展中的一些要害問題，並有望形成一個「公共話語」空間，促進公民社會的早日到來。
讓人擔憂的是，思想知識界多年來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問題探討思想爭論尚未深入，言論過火、相互嘲諷乃至人身攻訐便已開始。歷次引人關注的的思想文化爭論，莫不如此，這次「楊帆門」事件又是這樣。楊帆一向被視為「新左派」，近年來就國有資產被侵佔、反腐敗和改革的得失發表了一些言論，有些見解直接與喜言「自由」的人相衝突，這肯定讓被歸類為「新自由主義」一派的學者不會高興。現在楊帆出事了，出來譏嘲、抨擊的人士據說有不少都來自這個陣營。
筆者以為，這就很沒有意思了，如此作為也不夠正人君子。人盡皆知，受商業化大潮的沖刷和侵蝕，大學教育近年來出現了許多令人憂慮的問題和趨勢，「楊帆門」本來提供了一個可以讓人探討切磋以尋求化解之道的契機，可由於一些人士過於熱衷門派之爭，太樂於冷嘲熱諷和看人笑話，而使這樣一個機會輕易流走了。
中國思想知識界門派爭鬥之弊害，以及整體上的不成熟，由此可見一斑。其實，十幾年來，依照舶來的西方觀念對中國思想知識界的劃分，原本就不見得準確（有人早幾年就一再否認別人對自己的歸類）。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進程中暴露出的行政權力主導化、機會不平等和發展不公正、貧富懸殊和社會階層分化等問題，卻是越來越明顯和嚴重。筆者以為，對中國思想知識界來說，重要的是認清當下經濟社會的走勢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應該在主要的價值取向和努力目標上達成一致意見，盡可能彌合分歧、減輕摩擦，尋求作為一支思想文化力量影響社會政治進程的可能性。
思想和真正的知識，對中國而言，已經是稀缺資源了。我們不該讓這本已不多的資源在內鬥中耗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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