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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雙月刊2007年11月/12月號發表該刊與A.T.Kearney合作編制的「2007年全球化指數」（The Globalization Index 2007）。這是兩家機構連續第七年公佈該指數，被列入排名的國家或地區由原先62個增至72個，香港的排名升至第二位，僅次於新加坡。本文關注的不是這項指數的組合及其標準。坦率地說，新加坡能夠連續4年高居榜首，而香港只是2007年才緊隨其後，憑這一點就令人質疑該項指數組合及其標準是否全面？但這一問題留給專家們去討論。本文重視的是《外交政策》編者在發表該指數時所說的一句話：「世界或許不是對每個人也不是在每個地方都是平的，但是，全球化進程沒有倒退。」（The world may not be flat for everyone,everywhere,but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the clock o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各有市場
自從2005年4月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佛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出版其《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以來，「世界是平的」便成為風行一時的話語，不僅用來描述全球化，而且突現全球化對人類的積極意義。
然而，人類踏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固然繼續拓展，「反全球化」也高潮疊起。有鼓吹全球化成就的著述，也有批評全球化負面影響的書籍。香港的一位青年學者、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梁曉女士在2007年12月出版其《世界是平的嗎？》一書，顧名思義，便屬於後一類。
在這篇短文中，我不打算介入學術爭論。關於「反經濟全球化」的意義，我已在拙著《21世紀初的中國——改革．發展．統一》（2006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六章反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插曲》中作了闡述。這也是我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觀點。我所關注的是香港。
2007年7月，梁曉女士從其關於全球化的基本觀點出發，就「香港金融中心和兩極化」發表意見。其實證分析的結論是：金融業發展拉大了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她建議特區政府對未來進一步發展香港金融業的相關政策做更全面的思考。2008年3月14日，在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香港社會不平等和社會流動性研討會」（Conference on So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Hong Kong）上，一位英國學者闡述了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在全球化過程中對外開放而產生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若干香港學者分析了最近幾十年香港社會收入差距問題或者對比分析了香港和中國內地社會收入差距問題。
本港不能忽視開放的代價
在全球化進程中，對外開放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聯繫機制是錯綜複雜的，不存在簡單的直線式的因果關係；有關聯繫機制，不僅因國家或地區的具體條件差異而不相同，而且，即使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不同時期，也因具體條件發生變化而有所不同。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全球化愈益拓展的背景下，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可以做到只享受全球化好處而不分擔全球化代價；換言之，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可以只盯住開放的利益而罔顧開放的風險。
香港，是一個舉世罕見的開放度極高而經濟體積甚小的地區，更不能忽視開放的代價。以香港金融業為例。關於金融業發展拉大了貧富差距的觀點固然應予重視，同時還須重視另外一個現象即香港幾乎是「全民炒股」，過去幾年，若干在香港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的集資個案動輒便有約100萬人認購。從而，香港股市動盪尤其大跌將會對香港相當多居民的收入產生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至今，香港經濟繁榮的支柱仍然是地產市場和股市，二者仍舊是息息相關。一旦股市持續下跌，地產市場就蒙上陰影，香港經濟的警號便悚然鳴響。儘管美國政府從總統到財政部長，以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至今仍不承認美國經濟面對衰退，但是，其舉措卻一再向國際社會透示美國經濟形勢大不妙。中國內地經濟也處於10年來最複雜的形勢。我們在共享2007/2008財政年度豐碩成果的同時，對於2008/2009財政年度及嗣後可能遇到的困難不能掉以輕心。
在全球化進程中開放的風險和代價，只能通過制訂和調整經濟、社會政策來因應和消化。香港堅持對外高度開放的政策立場決不能變，具體政策措施則需要與時俱進；在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應當著重改善民生以促進社會和諧，加快與內地經濟融合以增強化解全球化風險的能力。（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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