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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岸元
長期以來，鑒於在政治層面上迴旋的餘地有限，大陸方面對發展經貿往來作為維繫兩岸關係的紐帶，給予了很高期望。兩岸固然在資源稟賦、產業結構、發展階段等方面有著巨大的互補性，深化經貿關係前景廣闊。但是，經濟交往未必能導致經濟合作，密切的經濟聯繫與和諧的兩岸政治氣氛之間更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扁在任8年，根據大陸的統計，兩岸貿易逐年快速增長，由2000年的305億美元擴大到07年的1,245億美元；對大陸實際投資金額有所波動，由2000年的約23億美元增加到02年的近40億美元，隨後逐步降至07年的15－16億美元；而兩岸關係持續惡化，海峽的穩定主要是大陸方面隱忍的結果。
兩岸經濟交往實際效果是雙贏的。大陸在增長、就業、產業發展與技術進步等方面獲益匪淺。台灣也是經濟有所增長，產業結構持續升級。台灣相對於大陸競爭地位的變化，主要是大陸經濟高速成長的結果。對大陸投資不僅沒有掏空台製造業基礎，反而使其落後產能找到新的用武之地，延長了某些產業的生命周期，為島內經濟升級騰出空間。對大陸巨額貿易順差更是直接構成了島內GDP的組成部分，為台經濟下一步發展提供了資金流動性。
兩岸經濟交往 達致互惠雙贏
在貿易與投資領域，大陸一直向台灣提供單方面政策優惠，在近期諸多政策有所調整的情況下，仍採取措施著力降低政策變動對台商的負面影響。在台灣政治架構下，部分台商通過島內政治過程影響當局大陸政策是合理的利益訴求。大陸並沒有蓄意借重該管道。台商在大陸獲得了足夠可信的政策承諾，他們確信自己不是人質，多數台商在兩岸問題上明哲保身，既無壓力、也無動力在島內積極游說。
很難區分馬英九此前關於發展兩岸經濟關係的言論是執政理念，還是選舉策略。在三通等問題上，馬和謝的表態並無太大區別，相關政策取向只是對扁當局偏執的理性修正。至於台商赴大陸投資議題，馬則刻意顯示出其政策將不同於民進黨，明確了許多細節方面的差異之處，但可以預見，未來台新的行政當局在某些敏感領域還是會從支撐島內產業發展角度保留一些限制。絕大多數經濟體都會在產業資本流出入方面設置限制，台灣不會例外。
雖然兩岸貿易規模再擴大若干、投資領域再增加幾個大項目缺乏意義，但是，本著三個「凡是有利於」的原則，對馬英九團隊正面的大陸經濟政策——無論這些政策變動多麼微不足道，大陸方面都會有所呼應。但是應該注意到，大陸單方面繼續執行「大禮包」政策的空間已經收窄。一是因為大陸經濟結構及內外失衡調整任務繁重，台資在沿海已經高度集聚，台資企業發展必須適應節能減排、兩稅合一、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總體要求；二是因為島內產業進一步向大陸轉移的餘地已經不大，再搞些優惠政策，效果未必理想；三是因為對台商的特殊政策多少要考慮國民待遇原則這一因素。
按照任期制的邏輯，在大陸經濟政策方面，馬英九團隊會有一個「4年＋4年」的時間表。在策略上，5．20之後，新領導人未必急於在大陸經濟問題上盡早得分—最好是將密切與美、日關係排在改善兩岸關係之前，拓展國際空間，提高對大陸交往中的位勢—而後再著手在三通等領域逐步兌現選舉承諾。發展對外自由貿易關係（FTA）可能成為新當局開拓經濟領域國際空間的重要內容，其中，構建台美FTA關係最具誘惑：《與台灣關係法》在政治和安全層面上給了台灣一個說法；FTA似乎具有在經濟層面給台灣拴上一個「名義錨」的含義。
建立制度性經濟合作框架並不樂觀
選舉中，圍繞兩岸共同市場，馬、謝團隊激烈辯論。謝長廷將之解讀為「一中市場」，國民黨方面有些人則提出「歐盟模式」。這些人在以「歐盟內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暗示、勾引選民的同時，恐怕忽略了歐盟在經濟領域中的諸多超國家的安排：成員國對外實行統一關稅，相互間實行零關稅政策；成員國不能單獨對外構建FTA，成員國加入歐盟前已經簽署的類似自由貿易安排必須廢止；歐元區國家使用統一貨幣，貨幣政策職能讓渡於統一的歐洲央行；「申根」國家互免簽證，人員自由往來等等。
兩岸在發展水平方面仍存在顯著差異，在可預見的未來，島內政治環境及兩岸互信程度，都不支持建立統一關稅區。開展貨幣層面的合作更加不可能。香港回歸十多年，港元仍然實行聯繫匯率制，內地對香港的資本項目管理未見得如何鬆動，更何況有獨立貨幣體系、相對獨立貨幣政策的台灣。任何試圖讓新台幣脫去「主權」外衣的做法，都將被指為賣台。
兩岸FTA的一體化程度相對較低：不要求對外統一關稅、具體條款安排中討價還價的餘地較大、幾乎不涉及雙方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方面的內容，因此成為最大公約數的可能性最大。至於台灣版的CEPA恐怕不在考慮之列，這倒不是因為大陸不願意繼續對台單方面優惠，主要是讓人想到「一國兩制」的香港。
政治家談論經濟問題大多是出於不得已，選舉中的經濟話題都不足為訓。權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來到權力巔峰之後，鳥瞰共同家園和兩岸同胞，則需要拿出真愛、道德和勇氣。在核心問題上一定不能露馬腳，如果有馬腳的話。（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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