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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繁體還是簡體，最重要是不妨礙孩子學習知識，方便社會交流訊息。
吳琦幸
簡繁體字之爭，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有了爭論，如果再溯其源，從一九一一年的五四時代就開始了漢字拉丁化運動。激進的思潮希望全盤西化，當時有的人視中國的漢字為所謂的癌症，非要改成拼音文字不行。不幸的是這種爭論在權力更迭之後，由於最高領導的介入和表態而被政治化，漢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於是使得很多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專家學者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坐牢戴帽，情況很慘。雖然到今天沒有走拼音文字道路，也不會走這條道路，但是作為這種政策的第一步就是改革文字，將繁體字改成簡化字，國務院發表了簡化字方案，在全國開始實施，從此中國大陸的所有出版物都使用簡化字，從此關於簡繁體字之爭就成為一言堂，說到簡體字就一定要說是正確的，一定要擁護簡化字方案。
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漢字的簡繁之爭從來就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兩岸隔絕很久，在繁簡體上各行其是，台灣海峽對岸保持傳統的繁體字，不過同樣也將繁簡之爭視之為政治鬥爭，寫簡體字的人都要被戴上政治帽子。但是我在美國看到的很多來自台灣的人照樣無師自通地寫簡體字。不是他們受了大陸影響，而是漢字本身就有著簡化的趨向。當然從漢字歷史發展來看，漢字同樣也有繁化的例子。
釋文中的怪異詞條
有了五十年代簡繁體字之爭政治化的前車之鑒，今天我們尤其要反對簡繁體字之爭帶上政治化。二十多年之前，我在上海參與編輯當時最大的一部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作為一部歷史性的大詞典，當時為了究竟使用繁體還是簡體字來作為詞典的詞條和釋文的問題，頗費周折。按照當時國家的文字改革政策，應該使用簡體字。
但是漢字文獻源遠流長，大部分都是用繁體字，如果整部詞典使用簡體字，很多繁體字的字義源流就無法體現出來，解釋字義的歷時性就無法做到科學。最後在眾多的中國語言專家的建議之下，達成了現今的一個方案，那就是所有的字頭詞條使用繁體字，解釋的語言使用簡體字。成為一部簡繁體字合用的詞典。但是帶來的問題是，當解釋某個繁體字詞條的時候，在釋文中引用某些歷史文獻書證的時候，涉及這個字的都是簡體字，很怪異地與作為詞條的繁體字不一。
但這在當時已經算是文字改革之後的一個大大的革新，在詞典中使用了繁體字。而這種做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按照我們當時編詞典的編輯和撰稿的各位大學教授語言專家的意思，最好能夠全部使用繁體字。為什麼？因為只有繁體字才能夠跟中國的古代典籍中的文字相符合，也只有繁體字才能夠更準確地解釋中國漢字的源流。簡體字夾在詞典中的使用，實際上是起到了混亂。
教授喜好定繁簡
當然第一批簡體字的出現，在斟酌漢字源流的時候還是比較謹慎的，比較有學術的，比起第二批簡化字方案來，那就有高低之別，粗細之分。第二批簡體字很快就被唾棄。
今天，簡體字與繁體字的兩套系統，畢竟在漢語教學中會引起混亂。就拿我們現在在國外的大學中教漢語來說，簡繁體字的不同導致了美國學生在學習漢語中的困擾。美國的大學對於教學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教學大綱，而是由各自學校的教授自行決定。於是在美國的大學中，漢語教學就根據各校的教授的喜好來教繁體或者簡體。如果大學生轉學到其他學校，只要兩個學校教的是不同的字體，那麼就會給學生帶來很大的困惑。
拼音入字「書同文」
再進一步說，如果簡化字僅僅是為了減少一些筆畫，為了初學者的方便，在五十年代是為了讓更多的工農文盲識字寫字便利，但是就犧牲了漢字的有理性。漢字是一個非常科學的字體系統，在學漢字的時候，如果能夠照顧到這種有理性，將漢字源流按照其造字的本義一一道來，外國學生學起來，記憶起來會比較快，對於漢字的歷史文化也會理解得更加深刻。簡體字就破壞了這種有理性。但我們在講籃球、藍色、蘭花的異同時，到了蘭花就會無法講下去了，因為蘭花被簡化成沒有草字偏旁，它的字義和形聲特徵看不出來了。同樣如「屍體」，如果用繁體字來解釋，非常有趣有理，學生聽了心有慼慼焉，很多簡體字就無法做這種有趣的聯想和解釋。
至於書寫方便，實際上，筆畫多了，對於外國學生來說，認字的特徵也多了，反而容易記憶。至於以前對於外國學生最大的困難是如何將幾十筆的字寫到一個小方塊中去，現在也沒有問題了，只要用拼音在電腦上一打，就成為非常漂亮的漢字。所以我說，漢字需要改革，目前要趕快制定一種正字系統，取消簡繁體字不統一的局面。解決的方法當然要由專家仔細研究，最好是結合簡繁體字的優勢，考慮漢字的有理性，不影響今天的人們閱讀古籍，制定一個正字方案。我曾經呼籲，有關方面應該盡快編寫一部統一的為海外學生學習的漢語教材。為今之計，同樣也要在漢字上來一個新的「書同文」，避免海內外學子們學習漢字的困擾，則有功於中國文化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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