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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聊生於1970年代在報上連載的借殼小說。 照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晚清時有所謂「擬舊小說」，即是借助舊書中人物，置換於另一個時空中敷陳敘事。遠者如阿英，近者如王德威，都有惡評。
阿英狠批這類小說「實無一足觀者」，「是當時新小說的一種反動，也是晚清譴責小說的沒落」，是「文學生命上的一種自殺行為」。王德威說，在晚清時期，幾乎所有的經典小說，從《西遊記》到《水滸傳》、《紅樓夢》都有一種或數種的續書，認為是「對成規的胡亂玩弄」，「慘不忍睹」；但他又承認「奇趣橫生」。不錯，諧仿古典小說、借仙諷今，確是那個時代的特色，以「奇趣」來吸引讀者，喚起他們的「感時憂國」，未嘗不是「功德」。
一直以來，仍有作家在散布「功德」。戰後及於一九五○、六十年代更在香江「還魂」，梁厚甫、陳霞子、林嘉鴻、高雄都是繼承者，並將之發揚光大。其中，高雄是最樂於承受這種「反動」，如在《成報》寫的〈濟公新傳〉、〈八仙鬧香海〉、〈豬八戒遊香港〉，《香港商報》寫的〈呂洞賓下凡〉等，作品之多、讀者之廣、影響之大，我封之為「文壇殼王」，實非過譽。
我曾經為「擬舊小說」正名，呼之為「借殼小說」。所謂「借殼」，原為財經術語；「『殼』是指上巿公司的上巿資格。買殼上巿是指非上巿公司通過購一些業績較差、集資能力弱化的上巿公司、剝離被購公司資產，從而實現間接上巿的目的。」這類小說，大多以舊書人物的眼光來諷世；而敘事結構，則逸出原著而天馬行空。基本上，各路「借殼英雄」莫不大顯神通，借各路仙人來到香港這個社會，批評時事、月旦人物，每引起讀者共鳴。
除高雄外，陳霞子以「夏伯」筆名在《香港商報》寫的〈海角梁山泊〉、林嘉鴻以「筆聊生」筆名在《晶報》寫的〈西遊回憶錄〉，都是當時膾炙人口的作品。
其實，香港的「借殼小說」，敘事視角雖是仙人，但大都基於寫實。高雄曾說：「我平日寫的東西，在取材方面，與別人有所不同，我認為，日常發生的事，以及社會的變化等等，都可以是我的寫作資料。所以我不必抄襲別人的東西，亦無需偷橋，我只需注意世界不斷發生的事事物物，就可以用它做題材來寫稿了。」這番話，證諸他大部分作品，亦不為過。換言之，高雄是個寫實主義者，他的借殼小說如是，怪論如是，社會文藝小說如是。當然，他在七十年代出版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和其後的《新篇》，內容都是有所本的，比「借殼小說」更直接指向現實。筆聊生的《西遊回憶錄》，有描述當年的賭狗收纜細節，極具社會研究價值。
「借殼小說」豈是「胡亂玩弄」這末簡單，它還是寫實主義小說。可惜，自七十年代後，這類型小說已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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