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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昭陵中的「六駿」之一「颯露紫」浮雕（復製品） （網絡圖片）
黃曉領
貞觀盛世的出現與唐太宗李世民能夠任人唯賢，知人善用，廣開言路，虛心納諫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魏徵的敢於「進諫」和太宗的善於「納諫」成為君臣和諧的一個佳話，為後人所稱道。
唐太宗留心盛衰的經驗，特別注意以亡隋為鑒，他曾說：「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他雖然未必完全這樣做，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了這種謹慎為政的意識。這就促使他要求自己不要犯或少犯錯誤自己認識到的錯誤。為此，他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重視健全三省制，重視納諫和進諫等。
對於進諫和納諫，李世民經常以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為鑒。他認為隋煬帝「愎諫自賢」，結果虞世基等人「阿諛順旨」，結果煬帝被弒，虞等身亡。因此不能像煬帝那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李世民認為隋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群臣」、「不明而喜察」，也不足取。他說，皇帝即使「勞神苦形」，也難以自己獨自把所有的事情都處理好，何況還「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皇帝不信任群臣，群臣都按照旨意辦，即使皇帝的主張錯了，也「莫敢諫爭」。這就是隋二世亡國的原因，隋朝二帝共同的缺陷是不重視進諫和納諫，李世民要汲取這個教訓。他說：「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李世民雖有在制度上健全監督機制的願望，但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皇帝，皇帝是具有最後的決策權而沒有法律和機構的有力制約的，專制是其最重要的特徵。也就是說這種制度是一種「好人」政治，好不好那要看皇帝的好壞了。皇帝清明，就有清明的政治，反之則出現昏庸的政治。但即使如李世民這樣賢明的皇帝，在進諫和納諫上，在情感態度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前後不一。
貞觀初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閣」，觸犯了刑律，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卻「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李世民同意這個判決，而大理少卿戴胄卻反駁道：「校尉不覺與無忌誤入，同為誤耳。」怎麼一個處死刑，一個罰銅呢？李世民只得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在戴胄的堅持下，校尉得以免死。太宗貞觀二年，李世民曾得一「佳鷂」，放在臂上正在玩，突然見到魏徵來了，就「匿懷中」，魏徵裝作沒看見，卻「奏事」久留不走，「鷂竟死懷中」。這樣的例子都是在太宗登基不久後出現的，當時的李世民如此約束自己的行為，鼓勵進諫，勇於納諫，不愧是帝王中的佼佼者！
雖然如此，唐太宗也是獨裁的帝王，只能是為了自家天下而約束自己。皇帝也是人，更是有「喜怒無常」，不可捉摸。而作臣子就更難了，即使是為後人譽為不可企及高度的，如李世民與魏徵君臣之間君臣關係，也是沒有超越他們所處的時代和專制制度。無論魏徵如何「抗直」，如何「不屈不撓」，都要注意好君尊臣卑的分寸，否則就會不得善終。魏徵也像其他封建大臣一樣，不可能有安全感。為此魏徵曾專門就做「忠臣」、「良臣」入奏，雖然如此，魏徵是做良臣還是做忠臣的決定權並不在自己，而是在皇帝手中，他才是具有生殺予奪之權者。
專制的皇帝也是有自身的難處的，只有一顆心，卻要對付各種各樣的「攻之」，稍有懈怠，「而受其一」，就會招來「危亡」。而臣屬的進諫則有生死之虞，得失則要看皇帝心情。魏徵就曾指出李世民在納諫方面的情感變化。太宗貞觀十二年，魏徵說，陛下在貞觀之初，「恐人不諫」，聞諫則喜；而今則對於臣下的進諫，雖勉強從，猶面有「難色」。這以後，李世民的情感還在變化，並且對待魏徵的情感也是有波動起伏的。
太宗貞觀六年，有次李世民「罷朝」回宮大發雷霆，說：「會須殺此田舍翁。」幸好皇后賢惠，勸他：「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長孫皇后的勸解很講究方式，先肯定「君明」才肯定「臣直」，也是肯定「臣直」推出「君明」。這樣，李世民被梳理得順了，怒氣也就消了。但如果李世民的氣沒理順，那就很可能是另一種情況了。
唐太宗晚年也犯了疑心病。杜正倫「以罪黜」，侯君集以「犯逆伏誅」後，更加使他犯疑。魏徵死時，李世民十分悲痛，親自為他撰碑文書寫碑刻，並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但是後來，李世民得知魏徵將「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時，聯繫到杜正倫、侯君集的過失和叛逆，就懷疑起魏徵來了。於是，下詔停止公主下嫁魏家，並且「僕所為碑」，把魏徵的墓碑也給砸掉。這樣看來，假如魏徵晚死幾年，就做不成「良臣」，要在九泉之下做「忠臣」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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