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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柏楊嫉惡如仇，他手持聽筒、手術刀，為的是診症開刀，目的是救人。早年魯迅診出中國國民性中的阿Ｑ精神，使國人有所警惕；現在柏楊診出中國文化的醬缸性——醬缸文化，正是為了搶救年邁體衰的中國老人文化，並希望新一代能從文化的醬缸跳出來，這正是柏楊外冷內熱的心態。
至於魯迅，對中國民族性弱點的揭露批判，也是不遺餘力的。他也有恨鐵不成鋼的愛的痛切感，但他在這方面表現得非常理性。愛，原是感性的東西，當然恨也有感性的成份。但在魯迅的個性中，冷的理性，比熱的感性要多得多了。
柏楊的恨是強烈的，愛也是熾熱的。他對專制的政權、不合理的制度批判不遺餘力，但他對親情、友情、愛情都十分重視、投入，真情洋溢，如他在獄中對愛女佳佳的思念之情，有詩文誌記，情感洶湧，讀者無不動容。柏楊當年在台灣罹文字獄，鋃鐺入獄。他自稱，他賴以生存的意念，全是來自與他唯一的小女兒佳佳的通信。身陷囹圄的柏楊，日盼夜盼小佳佳的信，哪怕信上只有一句話：「爸爸，我愛你！」年幼的佳佳最初不懂慈父的一片苦心，給爸爸寫信不多，令到慈父牽腸掛肚，待到佳佳長大了，知道親情的重要，十六歲的她，千里迢迢跑到火燒島去探望她的爸爸。父女在火燒島相見，兩人喜極而抱頭痛哭，恍如隔世。柏楊因這一次見面而寫了不少詩篇。柏楊曾寫道：「人類最大的特徵之一，就是對兒女愛護的時間太久，而且愛護得簡直沒完了。從兒女呱呱墜地，直到兒女老死。更一直延伸到兒女的下一代，再一代，以及再下下一代，再下下下一代，無不十指連心。」柏楊自己也不例外。以「十指連心」來形容柏楊與佳佳的父女情，再恰當不過。柏楊對中國國民的醜陋性的突顯，表面是「恨」字，而「恨」的極端是「愛」。
柏楊的文章有魯迅的風範，是一支支投槍，但他也是外剛內熱的人，對是非判斷是憑良知的尺度多於感性的月旦。譬如他不因蔣經國把他送入黑牢而影響他對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中國歷史上政權，蓋棺論定，我對蔣經國，持肯定態度。」
這種磊落的襟懷，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特別是備受迫害的柏楊。柏楊覺得蔣經國有三項重大的突破：一是解除戒嚴，二是容忍反對勢力組黨，三是開放前往大陸探親。
柏楊在歷史的問題上，是冷澈的，沒有魯迅打落水狗的蠻勁，沒有居高臨下的倨傲，因為他對世事的痛砭，基於深沉的愛心。
柏楊的老朋友唐德剛對其的愛憎觀，別有一番見解。他在一篇題為：《三峽舟中的一齣文明戲：對名作家柏楊生平的個案透視》文章指出：「我們不能不承認，作者生命中有個『恨』字。但『愛』與『恨』，原是一個銅元的兩面。有痛恨才有狂愛。反之亦然。因此在柏楊的潛意識裡，也寄生著強烈的愛慾。這種愛，他不能如常人一般，先從父母愛起，作同心圓式逐漸向外擴張，以施之於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以及於禽獸。既失父母之愛，尤其最重要的『母愛』，柏楊的愛，便形成認定目標，作直線條的向外噴射了。柏楊又是個早熟的天才兒童，在性愛方面，當其他緩進兒童，尚不知『性』為何物時，小郭已經兩度結婚同居，呱呱生女矣。性愛只是愛的一方面，性愛既經滿足，則其潛存之愛：愛國家，愛民族，愛主義，愛領袖，愛階級，愛弱者，愛禽獸，愛藝術，愛寫作，那就有說不盡之愛了。」唐德剛教授對柏楊愛恨的論述，已抽離了純從作品的內容和文字的角度去考量，而是以心理學的觀點去闡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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