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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亮亮 鳳凰衛視評論員
胡錦濤主席正在對日本展開國事訪問，與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簽署了《有關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中日聯合聲明》，這是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雙方簽署的第四個共同文件。據此可以認為，中國與日本東亞這兩個大國，開始形成一種新的雙邊關係。
這種雙邊關係的特點是「雙方確認相互是合作夥伴，不是威脅」；「雙方正視歷史，面向未來，今後不斷加深相互理解，構築相互信賴關係，擴大合作，創造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的美好未來。」這些詞句看起來比較抽象，置於中日兩國數千年的交往歷史、東亞的共同文化遺產以及全球化時代的背景下，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其涵義。
在近代之前，從秦朝至大清的前期，中華文明一直支配著東亞，包括日本、朝鮮半島都接受了中華文明的許多因素。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上，整個東亞都是農業社會，儒家的價值觀念成為共同的精神資源。因此，當時東亞各國之間，雖然也有戰爭與衝突，但是基本上處於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之內。
中日歷史錯綜複雜
鴉片戰爭驚醒了東亞，大清未能從危機中吸取教訓，徹底革新，而是因循守舊，以致越來越衰敗；日本面臨西方文明的強勢，以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為指引，學習西方，實行了明治維新，「脫亞入歐」，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擊敗沙俄，並且以整個東亞為目標，試圖建立大日本帝國，日本成為對整個東亞的威脅。
二戰之後，外有美國的大力支持，內有官民一致的奮鬥，日本從戰敗國迅速崛起，在1964年舉辦奧運會，在1968年成為僅次於美蘇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而當時的中國仍然陷於文革的內耗。此後，在尼克松訪華的刺激下，1972年日本實現了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對外開放，經濟遠遠落後於日本，在冷戰中又面臨共同的敵人蘇聯霸權主義，因此相互不視對方為威脅。日本民眾得以重新訪問中國，直接接觸北京、西安、敦煌、揚州等在中日交往歷史上的重要地方，對中華文明的親切感油然而生；日本老一代領袖也依然對中國在日本戰敗後的寬大存有感恩之心。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款要求，日本則對中國提供了長期的無息貸款。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日本獲得了更多對華輸出先進技術與設備的機會與商品市場，胡耀邦推動邀請四千日本青少年訪問中國，這些都推動了中日的友好關係發展，雙方也不視對方為威脅。
中日相互「平視」 東亞得保穩定
冷戰結束之後，中日關係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甚至風波頻生的時期；一方面，日圓大幅度貶值，經濟泡沫破滅，日本進入10年停滯；另一方面，中國卻持續高速發展，在國際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延續歷史傳統，韜光養晦，不對外武力擴張，但西方社會仍然視中國為威脅，而日本作為中國的近鄰以及在文化方面受到中國巨大影響的國家，其感受又與其他歐美國家不同。日本年輕一代包括政治人物對中國更多的是疏遠，在心理上仍然是「脫亞入歐」。但是一個越來越強盛的中國重新出現在東亞，這是日本無法擺脫的「宿命」。
中國已經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中日互為最重要的市場，這是中日關係最重要的因素。即使沒有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制約，中日兩國也不可能為了某些觀念的不同與局部的利益之爭而訴諸武力。歷史問題一度困擾中日雙方，在中國反日民意一度甚囂塵上，但是這種民意不能代表中國國家利益，中國的體制也能防止這種無理性的民意干擾國家的大政方針；日本人作為敏感的島國民族，對於來自中國的商品和中國的一些內部問題如西藏問題，都有些過猶不及的反應。中國不視日本為威脅，而一部分日本人仍然視中國感到不安，但這無礙兩國關係大局，從這個角度看中日兩國政府的聯合聲明互不視對方為威脅，正如胡錦濤所說「中日必須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福田康夫所說「重要的是日中雙方特別是兩國領導人要從大局出發，對兩國關係發展道路達成共識，堅定信念，並為兩國關係發展作出切實努力。」
中日相互「平視」，在此基礎上謀求互惠的最大利益，則東亞可以穩定，這是19世紀中期以來的第一次。(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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