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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令金
也許大衛丹比這個「紐約」雜誌影評人，看了幾十年電影，不自覺受到分鏡影響，寫起文章，筆下無意便帶出電影感；讀他的文字，奇妙得像上落旋梯，在在流露出丁點兒蒙太奇──可貴在是順其自然的流露，而非刻意造作經營。
觸發大衛丹比寫影評，據他自己說，最初起源於六七十年代，當時荷里活手法新穎題材大膽的電影，強烈感動到他這個大學畢業生，才忍不住執筆寫起影評來。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他忽然感悟到電影已走火入魔，除了提供官能刺激，衰落到已無新意，與ＭＴＶ的嘩眾取寵一樣。這令他熱情下降，開始厭倦了。他說就算是一部令他興奮的電影，寫過影評後，火苗便馬上隨之熄滅，總不如閱讀有用大書那麼刻骨銘心，幾十年後仍然盤旋腦海。加以眼看今日全無閱讀習慣的美國大學生，未經深入研究，因迷戀那類「霸權敘述」的大眾媒體便非議西方傳統，現代社會媒體對下一代的腐蝕，太令人痛心疾首了；基於對他兩個兒子未來性格發展的焦慮和關注，以及不滿美國新一代對傳統的盲目攻擊，便激發他下定決心，盡其餘力捍衛傳統和捍衛更好的精神和意志，於是在1991年以48歲「高」齡，重返哥倫比亞母校。
從頭與18歲的師弟師妹共聚一堂，重溫西方文學哲學政治。依然修讀1961年曾經滾瓜爛熟過的文學人文及當代文明課題，一方面志在溫故知新，另一方面希望藉此機會觀察一下媒體長大的新一代，跟自己當年的18歲有什麼不同，最主要當然是他個人心儀尼采理論，認為只有尼采才能改變生活，扭轉二十世紀腐化現狀。
大衛丹比打從1965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時，獨立思想已經萌芽，對當時校園中大多數美國大學生的作風已極度反感，不滿他們無事沉醉於煙卷大麻，而且更為他們認同紫黃綠三色新聞周刊陳腔濫調的言論而氣憤；事隔30年後，念念不忘曾經讀過的哲學文學大書，證實書中道理歷久常新，那種從重讀中找尋到失落自我和得來的快樂，終於促使他立志完成這部四十多萬字的《偉大的書》，重新喚醒柏拉圖／阿里士多德／黑格爾／康德／尼采……
書中描述哥倫比亞大學每逢春天，青草地上踢足球、扔飛盤的學生紛紛湧現，本科生像從海底浮上寬闊台階的動物，一張張白皙嫩臉昂向巴特勒圖書館南方天空懸掛的驕陽，那種充滿青春氣息的情景，便生動得一如美麗圖畫。
課堂在他筆下，亦如電影場面，分別講授不同哲學文學巨著的教授，手揮五絃滔滔雄辯者有之，聲音儒雅舉止含蓄者有之，各具風采，栩栩如生，如見其人；韓國男孩／黑人女生／印度小子……不同國籍性格同學，同樣活靈活現，從來就沒有這樣一本嚴肅的著述，像他那樣能夠以輕鬆筆調，如此深入呈現高等學府的真實世界，所以儘管筆者那麼一個視哲學枯燥無味的讀者，也不禁再三撫讀、手不釋卷。
譯者曹雅學文筆流暢，深深帶出書中神髓，自然應記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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