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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尉瑋
黑套裝，珍珠項鍊，纖瘦的身形。走進電梯前，她朝保安招招手，問了聲好。進電梯轉過身來，是一雙會笑的眼睛和跳脫又醒神的紅色唇膏。
直到走進會議室，記者才知道她就是這次的訪問對象——著名華裔英文作家潘翎。
香港三聯出版社最新策劃了一系列「梓夷」叢書，請來著名海外華人專家及作者潘翎任主編，從中西交流的角度入手，挑選幾個中國社會文化中的有趣領域，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撰寫。
叢書以《Shanghai Style: Art and Design Between the Wars》（中文版為《海派》）打響頭炮，瞄準引人入勝的20、30年代舊上海，看當時上海極度摩登先鋒的社會美學潮流。
《Shanghai Style》由潘翎執筆，雖然在海外旅居多年，上海仍是她血液中最執著的根源。
記憶中的花樣年華
上海，特別是老上海，真是個太奇特的城市，每個人對她大概都有一種捨不去的情愫。比起香港華洋混雜的自若，上海有著一種精心打點的矜持，摩登又古老，洋氣又傳統。她一下像紐約，一下如倫敦，可脫不去的，還是弄堂裡婉轉的風情。
解放後50年代，年紀尚小的潘翎跟隨父母離開上海，先後在香港與馬來西亞北婆羅洲定居。雖然對上海的親身體驗很短，但由於父母的影響，她自言由小至大都受上海的影響，「十分懷舊」。
「你有沒有看過王家衛的《花樣年華》？裡面張曼玉住得很差，但每天穿那麼漂亮的旗袍，拿著手袋，穿著高跟鞋出去。我看了很感動，因為我記得我媽媽也是這樣。解放之後，我們是『資產階級』，家裡所有的東西都充了公，來到香港後我們就像難民一樣，很窮很窮。當時，我爸爸沒有辦法在香港生存，先去了北婆羅洲找機會，我媽媽就要出去做事養活我們。她是上海聖約翰大學（Saint John's University）英文文學專業的畢業生，英文很好，找到一個美國公司的差事。當時我們住的地方只有兩個房間，卻要容下一家人和姑媽家。但她每天出去就像張曼玉那樣，穿旗袍，配高跟鞋。當時的我覺得很正常，後來看到電影的時候才覺得：是啊，就是這樣。」
最有趣的是，後來到了馬來西亞，潘翎仍然過著最典型的上海生活。在家裡說的是上海話，吃的是傳統的上海菜，似乎與當地文化氣息完全隔絕。「最記得是在家裡一定要穿鞋，那是熱帶啊，卻不能像當地人那樣赤腳，連穿拖鞋也不行。因為上海人就是這樣。」她笑得敲了敲桌面。
後來與姊姊一起到英國讀書，她不認生，反覺得這地方太「熟悉」。「中學畢業後，媽媽來倫敦看我，對我說，好像上海啊。」原來，影子早在心裡生了根。
說著流利的廣東話，我卻覺得，她連眉梢眼角都透出上海味道來。若說上海人都嚮往西洋，她卻是真正兜過一圈又回過頭看的「過來人」。這《海派》，除了她，誰還能寫？
已成傳奇的「海派」
潘翎現在在上海定居，這本《海派》是她九年來的唯一作品。以往的她熱衷描述海外華人，作品大多是出色的紀實文學。這次卻以社會文化產物為對象，做起了一次美學分析的社會研究，真是一次轉型。
「我一直對中西交流的主題很感興趣，以前寫海外華人也關心這個東西。但是，如果以人作為書寫對象，就像我自己，很小去外國讀書，有很多西方成份，又有很多東方成份，兩者怎麼分？但如果拿一幅畫出來看，如果視覺方面敏感的話真的可以看到很具體的：這是西方的，這是中國的。」
為了蒐集資料，從各個微小的細節中體現當時上海的美學風格，她花了很多時間到圖書館去查舊報紙，看那些上海20、30年代的報刊封面，就像是穿梭時光隧道。小時候單薄的上海印象，好像這時候補了回來。
「當時的雜誌封面，總追求很摩登的樣子。那些建築圖畫很有紐約曼哈頓的感覺，直到37年日本入侵後，才出現了很多有中國身份象徵的符號，如古代的宮殿等。當時的社會也有很多文化、美術沙龍，30年代的時候最多了，到達一個高峰。」
在潘翎看來，「海派」的興盛在49年戛然而止。由於其「崇洋」與「小資」的特徵，在很長時間裡被壓存在記憶中，哪怕今天亦難以復現。以致很多人，雖然憧憬上海曾經的繁華風情，卻並不清楚當時上海的真正情形。
「我原來在香港做過記者，替《遠東經濟評論》寫文章。變成自由撰稿人後，一次幫《紐約時報》去訪問張藝謀。我記得他告訴我，他進入電影學院的時候才第一次看到30年代上海的電影，他好吃驚：哇，原來那個時候他們已經和荷里活同步，拍得那麼好。這說明社會多麼封閉，直到80年代才知道以前的上海有這樣的東西。」
現在，她將那個上海匯集在這本書中，大量的圖片和資料給讀者最最具體的感官感受。那個已成傳奇的老上海，在那些五花八門的美術設計中又慢慢浮了出來。
身份不是問題
潘翎喜歡用英文寫作，用中文，她反而覺得有很多東西表達不到。寫了那麼多年，她卻沒有寫過小說。
「我對外國題材不感興趣，要寫一定寫中國人。但是小說中肯定有對白，中國人說英文，我覺得會很奇怪。我也想過各種辦法，比如有些英文作家的作品中對白很少，但有很多內心世界，我可不可以這樣寫呢？但內心也是自述，一個中國人的內心世界也接近他的講話。我嘗試過寫小說，但太難。再說，中國人有很多東西是不用講的，但寫給外國人看一定要講得很清楚，加多了一些東西進去顯得很不真實，很奇怪。所以我看鞏俐演《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她說：我已經不愛你了。我想這個已經不是中國人會說的話了。所以，我看Amy Tan完全看不下去，因為覺得太奇怪。」
潘翎的書中，似乎也很少涉及身份認同的問題。這個大多數華裔英文作家十分感興趣的題目，她卻興趣缺缺，說來，還是「上海人」的問題。
「只有當失去了身份的時候它才成為一個問題。我是上海人，我從來都是，很清楚。對我來說沒有身份的問題，而且上海人好像也不在乎這些。我經常對朋友說，我們上海話可能會消失哦。他們會說，消失就消失囉，沒甚麼大不了。北京人和廣東人一定不會這樣。」
她笑得眼彎彎的，我又看了一眼那本《Shanghai Style》，腦里突然浮現出「阿拉上海人」這句話來。
潘翎生於上海，是海外華人的專家及作者，曾於上海、馬來西亞、英國、日內瓦、赫爾辛基、香港及新加坡生活及寫作，以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炎黃子孫：海外華人的故事》）獲1991年馬丁路德金紀念獎。她曾任新加坡華裔館創館館長，編撰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海外華人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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