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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梁小島 圖片：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採訪王曉明，娛樂版的同事無比羡慕：「哇？你要訪問內地的那個演員黃曉明？」（「王」同「黃」粵語發音一樣）。記者想起唸書時，一次去機場接一位英國學者，當高舉學者的名牌在出口處等候時，竟引來了不少往來的外國旅客低聲驚呼。原來此學者與美國一位樂壇老牌巨星同名。
在今日，似乎沒有什麼能比流行時尚更深入人心。然而，我們的生活是否因此而更見豐富和快樂，卻不能確定。作為曾在90年代初發起「人文精神」的大討論，轟動整個知識界的上海學者王曉明，就批判過當時的「生活趣味粗劣」、「藝術創造匱乏」，以及「人格萎縮」等狀況。
可是最近幾年，一直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他，突然關注起房地產和廣告；而上個月末，他又出現在嶺南大學群芳研究及發展部舉辦的「教育與文化研究」國際研討會上。跨領域跨學科，到底這是學術的「流行時尚」還是另有其因？記者找來他聊聊，話題卻從魯迅開始。
文學作為工具
魯迅是一切的開端。
王曉明出身於文學家庭，12歲時遭遇文革，家裡成櫃的藏書被貼上封條。「只有魯迅的書，還是可以讀的，因此喜歡上了中國現代文學。」
文革末期，年輕人參與政治討論，關心社會的意識開始增強，「那時候的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子女都是支持周恩來、鄧小平那一派，開始出現反思的潮流，而我也是一手拿著魯迅，一手對照社會現實。」大學時他考中文系，選修中國現代文學，也符合當時的主流。「魯迅的東西其實是一種社會批判力。我的初衷就是通過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來抨擊社會的黑暗。」
他的碩士論文分析沙汀的小說，在他眼裡，作品呈現的集權體制的衰落，是如此直接和強烈地對應了現實。
那是文學參與社會的時代。進入九十年代，社會環境開始為之一變。
「社會在急劇變化，文學在生活的位置也隨之改變了。現在要解釋人的精神狀況和問題，小說也許不是最重要的途徑，反而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包括消費、甚至教育。怎麼去理解呢？就需要新的批判性、不受專業限制的研究。這是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
他本以文學對照現實社會，當文學不再是有力的工具，他開始尋找新的批判方法。
從建築到廣告
90年代末，上海的各種媒體、廣告開始大量宣傳和塑造「成功人士」的各種形象，標榜白領生活。「從衣食住行，你都能感到這些『成功人士』在規定和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在它的背後，其實是政治、經濟、市場的糾結，並逐漸形成了我稱之為『支配性文化』的東西。」
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內地特別是上海房地產市場的形成和運作，而形形色色的房地產廣告，從圖案設計到文字內容，更是大有講究，自成特色。
2003年左右，王曉明展開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課題—房地產及廣告研究。
「廣告商們花大力氣鍛造新住宅和各種抽象價值、乃至更神聖偉大的事物之間的聯姻……所有的視覺安排都是要引發這樣的強烈聯想：只要買下房子，你就擁有了一切。」（選自王曉明《從建築到廣告—最近十五年上海城市空間的變化》）
除了拿廣告作文本分析，王曉明還必需深入到市場內部。他閱讀過的相關政府政策性文件，堆起來有半人高，其中還有很多資料是不公開的，需要動用私人關係才能拿到。此外，「求人，找官員、地產商、業主等等做訪談，對我來說都很困難。」但對於這種「支配性文化」的認識，則來自於他長久以來對城市年輕人生活方式的觀察。
「內地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要體會生活的樂趣越來越難了。升學、就業的壓力最終是經濟的壓力。他們的奮鬥目標可能只是為了買套房子。」
「我在學校裡接觸到很多年輕的學生，發現他們都很保守。我對保守的定義是，你是否相信你的生活是可以自己決定的？是否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甚至改變世界？他們已經不相信了，會說現實很強大，我很渺小。」
「這個保守從哪裡來的？這不僅是思想觀念的問題，和他們的生活有關，住房是我的一個切入點。」
勞動最光榮
王曉明對青年人的看法曾引起過不少年輕人的不屑，被認為「子非魚」式的精英主義，但他並不認同。「我對所謂底層生活的經驗和切身感受，都是從當工人的那幾年積累來的。」七十年代中，工人的身份仍然能代表一種尊嚴。
王曉明當過工人，中學畢業18歲不到的他，被分配到上海郊區的一家工廠做四、五年鉗工。那時的生產機械並不發達，對技術工人的要求相應較高，什麼都要會幹，幾乎是全能。「我的師傅是八級鉗工，他每月的工資100多塊錢，而廠裡的領導只能拿70多塊。」
「幹鉗工需要體力。我剛進工廠時人很瘦，於是就和一幫瘦人用廠裡的器械做很多不同重量的杠鈴。每天下班後不回家，大家一起練一個小時。」不到半年，他們個個肌肉發達。「原來幹不動的活，後來都能幹了，非常驕傲。這裡面有勞動的快樂，年輕人對雄性的炫耀，小公雞似的狂妄，都混雜在一起。」
這是他對底層的生活的切身感受。
對照現在的年輕人，王曉明擔憂的是那些個人興趣如何被功利和物質現實一再的壓抑直至消失。「我們的生活自主性在降低，能支配的個人時間越來越少。而工作的意義和倫理，也在發生改變。」
接續人文傳統
不過，這個醫世良藥，可能還是文學。
「當我們要批評一件東西的時候，心裡會問，好的東西是什麼？在哪裡？過去我們會認為西方很好，但後來發現，他們的東西只是用來回答他們社會的問題，對我們只是啟發而已。所以我們要尋找自己的好東西。」
「中國現代早期的文學、思想的資源非常重要。魯迅當然算一個，差不多包括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早期這一段的作家和學者。他們的關注點不僅是中國，而是全人類。」
「像章太炎、梁啟超等人提出要西化，絕對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和世界接軌。他們並不認為西方所謂的『文明世界』就是很好的，因為他們不接受弱肉強食，落後就要挨打這個結果。希望中國通過西化之後強大起來，是要讓這個世界更好。」
「這一百年之間，人文的傳統斷裂了。我要做的，就是把他們重新再講出來。」王曉明說，他最擅長的還是中國文學。已是知天命的年紀，他仍然會繼續尋找今天社會新的文化方向。
王曉明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同時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委員會主席。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和當代中國都市文化研究，兼及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著有《無法直面的人生》（1992，1993，1997）、《半張臉的神話》（2001）和《在思想與文學之間》（2004）等學術性單行本13種，另有編著7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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