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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默
如同元朝是中國史上其重要性被大大低估的王朝一樣，元末江浙文人在文學史上也從未佔據主角的位置。然而，經過好幾輪各種史觀的較量，我們終於肯承認，如果運用大歷史的眼光觀照，單憑元朝統治者對商業和貿易的重視，這個朝代就堪稱傳統儒家文明背景下的一個異數，甚至亮點；同樣，儘管元末江浙文人並沒有留下多少傲視李杜韓歐的傑作，但將其置於整個文學史的長河中，就會發現，在他們身上，有許多新的因子，是過去中國文人所沒有的，在他們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新的元素，開始在舊文學觀念的桎梏中頑強生長。
自南宋以來，江浙沿海的城市經濟日趨繁榮，元統治者更是趨近「功利」，大力倡導海運，鼓勵商業，直接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元末江浙地區商品經濟高度繁榮，二是給以「崇本抑末」、「重義輕利」為基本特徵的傳統文化注入了新的特質。江浙文人群體就是在這種地域和文化背景中孕育出來的。
提及元末江浙文人，第一個想到的必然是楊維禎。楊維楨騰播人口，也最讓人詬病的一件事是所謂「妓鞋侑酒」。當年，這個大才子到底是將酒杯置於妓鞋中，還是直接以妓鞋盛酒，據說曾引來好事者津津有味的考證，在我看來，這個驚世駭俗的動作更像一個行為藝術，他具體是怎麼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行為藝術的表演者要借此張揚一種新的價值。什麼樣的新價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慾望的正視。在楊維禎們看來，普通人那些世俗的慾望實在沒什麼可恥的。我們看到，過去被文人鄙視的市井生活，尤其是行商坐賈的逐利生涯，在文人筆下第一次顯得那麼明麗和健康，昔日總要以「發乎情止乎禮」來規範的男女情愛，也開始回到人性的常軌。「為郎歌舞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楊維禎筆下的少女，已不再是嬌弱的病態，而更具粗豪、本真之美；「郎去愁風水，郎歸惜歲華。吳船如屋裡，南北共浮家」，詩中商人之婦流露出的對丈夫真摯的情感，還需要如白居易那樣的文人去格外恩賜和憐憫嗎？舊文人門檻很高，可是在楊維禎這裡，卻沒有各種身份的限制，他遍交各個階層的人士，和他詩文唱和的，有製筆者，甚至還有替人理髮的手藝人，他所編的一部詩集中，某位商販的作品赫然在目。缺乏新的價值觀的支撐，沒有對世俗生活的熱愛，文人就會永遠自以為高人一等。
說了文人還不能不說商人。以巨商為主體的富豪階層，是文人的贊助者，也是文藝活動的參與者，這是元末江浙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商人被貶抑的社會不能稱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階層如果缺乏對文化的熱情，不準備使自己獲得除金錢以外的尊重，也是一個不健全的社會。而元末富商們，他們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獲得一種文化的認同。他們不僅捨得為「附庸風雅」而大把花銀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個家族真正風雅起來。於是，在元末江浙地區，由富商主持的純粹私人性質的「文藝沙龍」一時蔚為大觀，文人們在這裡被待為上賓，或吟詩作文，或品鑒古物，或潑墨揮毫，而商人們也從文化上獲得了極大的提升，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士、商良性互動的一幕，終於在元末上演了。其中不乏以商人而成為名文人者，主持多次著名雅集的顧瑛就是傑出代表，他所構建的供文人遊賞、流連的玉山草堂，和他所編纂的記載雅集盛況的《玉山名勝集》，成為中國文化史上頗具代表性的符號。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士商的互動中，雙方的關係是完全對等的。一個文人，人格越獨立，作品越獨特，他就越能受到商人的追捧。楊維禎等人都是個性極為張揚之輩，可偏偏是他們，富人們趨之如鶩。
元末江浙文人算不得耀眼的明星，但他們書寫的是神完氣足的人生，僅此就足以惹人懷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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