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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潔華
法國電影導演高達（Godard）在作品裡曾經嘲弄美國人，批評他們的英語不堪入耳，又嘲笑他們天真幼稚不動大腦。
文化就如個人，同樣的本體產生了銅幣兩面的優點和缺點。美國以年輕之國敢作敢為，並以創意為務，要登上時代之峰，凡此種種皆得以其獨有的積極樂觀精神支撐，加上後來資本主義開到荼糜，更推動了「平步青雲」的普遍寄望，認為任何人只要有拚搏精神，皆有機會如願。
荷里活電影自然是上述樂觀精神的載體。八○年代後期，電影《回到未來》等，更幻想人們隨時可以走回現實之前的時空，撥亂歸正，糾正現實中發生的錯誤，避免預知的遺憾。《回到未來》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美國人「夢那不可能之夢」的天真態度，看出這個年輕之國，仍停留在少年時代。
近期東尼史葛的電影《時凶感應》，更進一步把美國人自新奧爾良颶風之後的集體恐懼和幻想配上了科技，極盡妄想之能事。在災難中死去的人如何能以復生？一個人又如何能阻擋不幸的殺害發生於情有獨鍾的人身上？美國人竟然會構想利用廣度覆蓋的衛星發射，從物理學理論可能的時空維度，突破過去與現在，送人回到過去，又從中再次「回到未來」。如此力挽狂瀾，讓無辜的人群和小孩們倖免於難。於是，電影起首時被爆炸得粉身碎骨的屍體，因時空的逆轉和阻攔繼續活著，並一切如常。這種後新奧爾良式的不死現象，顯示了美國人的天真，甚至狂妄得不能在世紀災難裡學習到甚麼。
災難自有它的意涵，天真是一種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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