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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明
文/攝：尉 瑋 圖：廣東美術館提供
由廣東美術館主辦的廣州三年展今年邁入第三年，聲勢更加壯大，在亞洲形成與韓國光州雙年展的「PK」盛況。本次三年展由來自中國內地的高士明、來自香港的張頌仁與來自南非的印度裔學者薩拉．馬哈拉吉，帶領一隊7人「研究策展人」團隊共同策展，將來自40多個國家地區的140餘位優秀藝術家「收入囊中」，於9月6日至11月16日以廣東美術館、廣東美術館時代分館作為主展場面向公眾。
數字總是容易令人興奮，但內容其實才是重中之重。本屆三年展以「與後殖民說再見」為題，在正式展覽的前後通過一系列流動論壇將問題展開深入。香港作為流動論壇繼倫敦、廣州、杭州、上海、北京後的第六站，於本月6日、7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展開了名為「創造性焦慮與可能世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藝術創作如何掙脫主導性話語的控制而開拓新世界。
閒話少說，記者抓住策展人之一高士明，由「後殖民主義」切入，與讀者一起為這第三屆廣州三年展「破題」。
寶劍變鈍之後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作為一種理論體系，是對於殖民主義以及殖民時代所遺留後果的批判與反思。簡單來說，後殖民主義認為，國家在政治上的獨立與經濟上的成功並不意味著其在文化上的自主，只有在思想、語言和文化方面擺脫西方殖民國家主流話語體系的制約，才能建立自身的文化主體。因此，後殖民主義所強調的，其實是對於文化霸權及意識形態的一種反省。半個多世紀以來，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倡導、對於自身身份政治的思考等等都成為了後殖民主義版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了國際當代藝術中的關鍵主題。
然而到了今日，策展人高士明卻對這曾經「先鋒無比」的理念充滿了懷疑。
「我們為甚麼要和後殖民說再見？這個話題的提出原因說來話長，最初乃是有感於大家對於一些事情已經產生了厭倦的情緒。在看了那麼多的藝術創作之後，大家會發現越來越多一些非常主導性的東西，那就是身份政治，多元文化的叫囂，以及後殖民的話語。這些東西編織成一張網，讓它在任何場合幾乎都適用。這些概念，所謂的「多元」、「雜糅」、「跨文化」等等，飄蕩在所有的展覽中，飄蕩在所有論藝術的文章中。這些東西，在感性上讓我們厭倦；而我們之所以感到厭倦，是因為它這套話語本身已經疲憊了。在六十年代，藝術家曾經很激動，覺得藝術打開了很多社會的領域。當時的新社會運動、同性戀文化、女性主義等，都讓人感覺一個社會的變局在展開。到現在卻也已經四十多年了。」
當一場浪潮席捲了四十多年，它的內核是否仍像剛開始時那樣新鮮？這四十多年來，藝術文化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它最終被影響的結果又是甚麼？是一種更開放的東西嗎？
「今年我去新加坡時，在飛機上看到一本《觀察家》雜誌，它的專題叫『1968，改變我們的日子』。68年作為一個標誌已距今許久，那張『後殖民』所織成的網給今天的當代藝術造成了甚麼？它曾經是革命性的，今天卻鋒芒盡失，在西方的學院中，它變成了一種學院政治，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另外，它又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甚麼？這種深入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觀念態度真的是一種有深度的政治嗎？最近哲學界對政治哲學的反思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
也許，當一種提倡反思批判、力求突破的先鋒思想自身疲軟成為了主流話語的一種、接受了政治正確的規約時，它恰恰成為藝術文化新的困局，便也自己站到了該被「破」掉的位置上。
突破困局的可能世界
香港的研討會中，便體現出一種對於新力量崛起的渴望。討論圍繞「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展開，與會者們，特別是年輕的藝術家們都試圖去脫離一種大語匯的侵襲，天馬行空地展開自己的創作想像。用高士明的話說，他們都是使用「零錢」的高手。
其中，北京藝術家鄭波在自己的作品《賈里布群島》中幻想時間倒流的可能。為了回應自己同性戀的身份，他找來北京的同志團體參與計劃，假想自己以一個老人出生，以一個嬰孩死亡的生命過程。在其中重新思考「進步」、「愛」與性別等話題。而香港藝術家白雙全則在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中去發現被人忽視的巧合，重新尋找神蹟。
「鄭波關心身份問題，但我們選擇他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是簡單地去說教、去反抗。他的起點是幻想，幻想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會怎樣，最後慢慢落實到同性戀這個問題上。而白雙全呢，他是天生的香港藝術家，他太香港了。只有在這樣的一個城市裡面，才有那種密集程度，那種孤獨。他說他曾是基督徒，我覺得太對了，這種失樂園後的迷失者，他是這種狀態。他們沒有大的概念，就像不用整鈔去工作，而用零錢。零錢才適合於生活，這些藝術家都很適合於使用零錢。」
但有趣的是，討論時，著名評論家葛楚德（Gertrud Sandqvist）最關心的仍然是鄭波的同性戀身份，她對北京的同志社團生存狀況十分好奇。
「所以你看到我們所反對的這套東西，後殖民也好，多元文化也好，它們到底是甚麼？這套東西不是真正在藝術家的工作中顯得重要，而是在一種評論的體系中，在一種觀看的眼光中。它變成一種觀看與理解的定勢與標籤。鄭波的發言，打動我們的其實不是同志群體的認同感，而是時光倒流產生的可能性，人的身體慢慢變年輕了，你從一種睿智通達慢慢變得困惑起來，每個人從出生就設定自己生死的時間。這是很生存論的，不是文化政治的。葛楚德是一個著名的評論家，她一看就很自然地滑向了文化身份，這就是一種思維的習慣，一種意識形態。在國際的大展覽中，這種目光比比皆是。」
中國內地有後殖民嗎？
於是，策展人們向後殖民揮揮手，「say hi, say goodbye.」但在中國內地這個沒有被殖民歷史的地方來和後殖民說再見，又引發出有趣的問題。許多中國藝術家都深感困惑：我們沒有所謂的「後殖民」，如何說再見？
「其實，後殖民作為一種經驗、一種策略在中國已經存在一百年了，遠遠早於後殖民這套理論的提出。」高士明說，「中國雖然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殖民的時期，但在文化上的抵抗，面對一個他者文化的自我整理，這種不斷地重新構造與重新想像的過程，很早就存在了。國粹派也好，新儒家也好，鄉村建設派也好，近代思想史上的方方面面其實都是。中國藝術家從來沒去想這個問題，在流動論壇中我們就討論：你為甚麼覺得它不存在呢？其實很簡單，它作為一個話語，作為一個理論，藝術家可能不關心，但當他們去參加國際展覽的時候，要怎麼被看待、怎麼被選擇、怎麼被評論，這一切卻都是這套話語在起作用。所以說，後殖民其實是一個語境，而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她就是一個context，你就身在其中。慢慢的，它就變成一個限制，很多東西糾纏在裡面出不來。我們去設想，假如鄭波去參加一個國際大展覽，他們會怎麼看待他？恐怕也不會是他的時間倒流，而是他的同性戀身份吧。」
「所以，如果說後殖民主義這個話語是一張網的話，撈不起來的東西，才是我們想去呈現的。實際上對藝術家來說，漏網之魚也才是最重要的。」
正如高士明所說，這屆雙年展的主題，比回顧中國實驗藝術發展的第一屆三年展去得更久遠，也比關注珠三角當下現代性的第二屆三年展望得更後。「這種對未來的想像，就是『可能世界』。這不是簡單的未來，它指的是一種思想的結構，一種我們對待當下與未來的態度和姿態，而不僅僅是時間上的將來。」
其實，對於香港來說，「與後殖民說再見」更為切身。參展的香港藝術家如何思考這個主題，如何在作品中展現自己的回應？敬請持續關注本版對於第三屆廣州三年展的後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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