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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茶館》中，庶人議論國事，反映了一個時代的風貌。（網絡圖片）
葉匡政
孔子在《論語》中有句名言，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言下之意，無非是說天下無道時，老百姓自然會議論紛紛。康有為好玩，在註解《論語》時，硬是刪去了一個「不」字，認為天下有道，庶人也要「議」，這裡的「議」指的是西方議會制。於是在康有為筆下，孔子便成了倡導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者。
至少在漢代，孔子還被看作一個偉大的社會批判者。
從《史記》司馬遷的自序中可以看出，他用了大段的筆墨來說孔子為何作《春秋》。司馬遷認為《春秋》可以「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他把《春秋》看作有史以來最為系統的一部社會批判之書。從司馬遷的這個認識能發現，漢代的學者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對他們來說「貶天子」才是真正需要學者去做的事。
司馬遷論《春秋》，有一句評語至關重要：「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在《春秋》中，被弒殺的君王有三十六人，遭滅亡的國家有五十二個，其中蘊藏的春秋大義，無疑值得歷代執政者借鑒。司馬遷引用《易傳》中的話說，「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弒來弒去，都是長期積累起來的情緒，並非偶然。所以司馬遷認為，無論「有國者」，還是「為人臣者」，都不能不讀《春秋》。所謂讀《春秋》，就是要讀出《春秋》中的社會批判意識。到宋儒復興，范仲淹、王安石等儒者依然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即使為官，也保持著一個學者獨立的人格，自覺地成為社會的批判者與文化價值的維護者。
到清代時，由於文字獄的羅網強大，儒者們似乎一下喪失了審視歷史和現實的勇氣，思想異端與社會批判者也明顯少了許多。一些大師級的學者，都拖著小辮子鑽進故紙堆，搞起了繁瑣而無用的考據。這種「學術」方式倒是與今天的學界有幾分相似。思想與精神死了，只剩下空洞的「學術」在作無用的呻吟。連詩人們也願「醉入花叢宿」，作鶯歌燕舞的歌頌者，即使有梁鴻《五噫歌》這樣針砭時弊的作品，也極難傳播到民眾中去。
孔子肯定沒有想到，「庶人不議」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不讓庶人議。孔子時代，君王尊重的是能自由言論的學者，孔子怎能想到還有控制言論這一說呢？
寫到這裡，我想起民國時《自由談》編輯啟事中的一句名言：「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魯迅當年對那些風月文豪搖頭晃腦的高興，很不以為然，於是魯迅便開始了「準風月談」。而魯迅想到的風月，卻首先是「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所以魯迅談風月，還是談出了亂子，別人以為他是要主張「殺人放火」，其實魯迅想做的無非是談談國事而已。
如今的學者是萬萬不敢談什麼「準風月」的，因為無論月黑殺人也好，風高放火也好，與他們的學術是不會有什麼關聯的。至於像嵇康那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奏《廣陵散》；或像譚嗣同就義前高吟「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豪邁之言的學者，看來更是不大會有的。
庶人不議了，風月文豪也滿地都是，「準風月」的事在民間卻越來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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