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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焜
7月5日上午，從新加坡打來了鄭子瑜夫人丁桂女士的電話，我立刻有不祥的預感，果不其然，丁大姐告訴我，鄭子瑜教授已於6月30日下午5時30分主懷安息了。雖然1916年3月出生的鄭老已是超過92歲的高壽長者，雖然鄭老晚年已患有老年疾病，雖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規律，但當我聽到一位華裔大學問家、新加坡漢學大師，熱愛中華民族、熱愛香港的長者辭世的消息時，我依然心頭一震，無限難過和痛惜。
遠在我移民香港之前，即在廈門大學時，由於廈大的海外信息和南洋研究所的存在，我知道新加坡有一位大學問家鄭子瑜，他原籍福建漳州，精通漢學，當時他是以著名的中國修辭學家而聞名於世，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鄭老和廈大教授葉國慶、黃典誠等人的關係，不知道他的多領域成就，勤學苦學的經歷，和坎坷的人生。
我更想不到的是我竟在香港得到結交鄭老的機會，並從中得到許多教益。
從鄭老身上收益巨大
我1979年5月來到香港，在多次因公造訪中文大學之後，我才知道鄭老以新加坡李氏基金受聘於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因而結識了他。通過閱讀資料，尤其二十年來的交往，我對這位新加坡華裔大漢學家多了認識並從中得到許多教益。
我原來只知道鄭老家境清貧，以致他無法完成正規學業。事實上，他曾淪為求乞者而受盡凌辱，他在一首詩的末句寫道：「只擲泥沙不擲錢」。
鄭老的清貧家世和坎坷人生使他無法完成正規的教育，他甚至沒法念完高中，更不用說進大學了。但他從少年起就從事文學創作，和友人組織文學社、辦雜誌，從事短暫的教書匠生涯，而更主要的是，他發憤苦讀，立志學術研究，這使也是讀書人但永遠找不到工作的父親發火了。於是他別了家，別了祖國，乘桴南渡。由於此時正值抗日戰爭，加上不久後的太平洋戰爭，所以在北婆羅洲、文萊、沙撈越和新加坡，鄭子瑜仍然長期從事繁重的工作，過著辛酸的生活。但他仍堅持不懈，利用一切機會讀書，在這裡當然要提到丁桂女士家的幫助。1944年鄭子瑜與丁桂結婚。只是日本投降後，直到1958年，鄭子瑜終於得到一個稍稍可以喘息的機會，得以從事比較深入的學術研究，但不論早期的黃遵憲研究，多領域的研究以及鄭老最重要的中國修辭學研究，如鄭老所說，這些研究剝奪了他的睡眠和休息的時間，看過《中國修辭學史》的人一定驚奇地發現要讀多少中國古今的書，要作多少摘錄，要經多少思考。如果說以上這些還只是理性的考量，那麼，從我們交往看，我每次到中大去看他時，他的研究室裡僅是一張書桌，一雙沙發，放著古今中外文史典籍和鄭老著作的幾個書櫥，書桌上堆積著書籍報刊和凌亂的資料，桌面只有半張報紙大的空間供其筆耕，當然那貌似凌亂的資料其實反映著他縝密有序的思維。事實上，他晚上十二時才睡，清晨即起，沒有節假日和休息日，他對我說過，他非常珍惜香港的機會，因此除了吃飯、睡覺和必要的社會活動外，他簡直全身心地撲在他一生最摯愛的學術研究上。
摯愛學術研究 工作廢寢忘食
說起來，鄭老和日本學術界關係很深很好，起初他為了深入研究黃遵憲，要利用日本的條件，於是他學日文，訪問日本駐星外交官，確定訪問機構和結交學者，終於在1962年東渡扶桑，在中央大學、早稻田大學、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東洋文學研究會等學術機構和學術團體作巡迴講學，講題有「黃遵憲與日本的關係」、「研究古漢語的意義及其方法」等，但重頭戲是在鄭老第二次應聘到日本主講中國修辭學。鄭老第一次去日本之前就曾細心研究過也是早大校友陳望道的名著《修辭學發凡》，還與其神交，交流學術看法。此時鄭老已寫一些修辭學論文並得到日本學界所賞識，他自己也下決心要更加苦心鑽研修辭學。1964年他再次東渡扶桑，應聘任早稻田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兼研究員，每周給該校文學院和教育學院的部分教授們講授兩個小時的《中國修辭學》，鄭老在自傳中不無得意地寫道：「就這樣，我竟一躍而成為國際著名大學的教授之教授。」然而這還只是起點，儘管海外資料和新加坡社會條件的限制，鄭老仍堅持不懈，簡直廢寢忘餐，潛心研究大量地閱讀，大量地抄錄，大量地複印，大量地思考，從《中國修辭學的變遷》到《中國修辭學史稿》到《中國修辭學史》，一步一個腳印，攀登海外漢學的頂峰。中國修辭學史的重大成就，使他成為全面研究中國修辭學史的第一人，中國少數的修辭學權威之一。
學術成就享譽海內外
如果說在上一世紀70年代，鄭老在日本久享盛名，也揚名歐美，在台灣、香港地區也頗有影響，而在內地，畢竟是少數專家學者才認識，那麼，當70年代末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而此時鄭老已完成《中國修辭學史》，並來到即將回歸中國的香港，鄭老除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外，1985年起先後應邀前往廈門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大、上海師大、暨南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作短期講學，並受聘為復旦大學顧問教授、廈門大學客座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等。這等於說鄭老的地位為內地即十三億人民所肯定和讚賞。這當然是對鄭老研究成就的最高獎賞和最終肯定，鄭老當然非常高興，因為它不僅實至名歸，而且研究中華文化得到中國人的正面承認，這豈非稱心快事。
平心而論，鄭老在港近20年，頭10年很順心，他出了不少成果。但後幾年因一些條件的變化，以致他研究受到影響，但是他在香港的最後幾年有件更大的稱心快事，那就是他親身看到久盼的願望——香港回歸中國——在1997年7月1日實現了。鄭老是個有原則的人，他明辨大是大非，如他在日本結識推心置腹、真才實學的知交師友，但他嚴責發動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的侵略分子，猛烈抨擊日本極少數仍不死心的好戰分子。
又如人們熟悉鄭老和周作人的交往，但也知道鄭老從不原諒周的附逆行為，認為周氏在抗戰時期與日本侵略者合作，這是他生平最大的失策，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對中國和中華文化如此熱愛和重視民族氣節的鄭老在香港親眼看到中英談判香港問題的歷程，過渡時期的政治鬥爭和最後香港回歸中國的心情會是怎樣的歡欣和激動的。無論接受訪談、撰寫文章、吟詩填詞，他的愛中國、愛香港的情懷或溢於言表，或躍然紙上，令人感動。在回歸前夕，他寫道：「明年七月登樓望，米字旗消絕久留」。另一首寫於回歸前夕的懷念林則徐的《滿江紅》詞中云：
九七回歸，數強弩流連未歇。
思往歲，芙蓉毒霧毒我俊烈。
幸得明公焚禁徹，忠心耿耿天和月。
奈清廷，割地且驅公，民怨切。
是奇恥，終當雪。
看夷狄，風光滅。
願金甌，自此長無殘缺。
氣壯山河無反顧，枕戈提戟猶啼血。
酹香江，草木向榮兮，長城闕。
現在鄭老走了，他的精神、風貌和學術成就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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