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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默
在中國歷史上，「江南」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概念。
公元一三六七年，鹽販子出身、盤據江浙的張士誠政權在朱元璋部的進攻下宣告滅亡。張士誠原先統治的以蘇州、杭州、嘉興、松江為主的江南地區，現在劃入了朱元璋的版圖。但「江南」帶給朱元璋的，卻不僅僅是勝利者的喜悅。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訪讓朱元璋大發感慨：「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此邦呼為老頭兒。」吳地的奢華讓他厭惡，吳地的民風更讓他不懂，江南雖然已是新天子的「王土」之一，江南百姓也無一不是他的「王臣」，但朱元璋對江南和江南百姓的疑懼卻並不隱諱。
明王朝對江南實行的重賦政策是其一；在攻下蘇州數月之後，朱元璋下令強迫大批蘇州富民遷徙至臨濠（今安徽鳳陽），這些人甚至被禁止回鄉掃祭祖墓，違者受到嚴懲。這些都是從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要著。
除此之外，朱元璋對江南人士還充滿了強烈的不信任。據考證，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蘇州知府竟然換了三十次，而且這三十人當中，遭到「坐贓黥面」、「坐法死」等嚴厲懲罰者就有十四個。尤其是洪武七年發生的蘇州知府魏觀被誣謀反冤案，更牽連大批江南名士掉了腦袋。朱元璋對江南士人的猜忌一直到晚年也沒有改變，洪武二十六年，他下詔：「浙江、江西、蘇松人毋得住戶部」，箇中原因正如明末人謝在杭所分析，因為戶部是管理天下錢糧的地方，而江浙賦稅又最多，所以朱元璋特別害怕江浙人進入戶部當官後給他玩花樣。
在朱元璋的強力打壓下，元末發展起來的文化的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外觀殘破、精神枯滯的江南。
明朝建立後，作為文化江南代表人物的幾個知識分子，除了楊維禎被召見又放還，不久病死外，其他人幾乎都沒有得到善終。玉山草堂的主人顧瑛父子被勒令遷徙後，於洪武二年在窮困中客死於安徽鳳陽；明初所謂「吳中四傑」，高啟受魏觀案牽連，被腰斬，楊基因別人進饞言，被罰苦工，卒於工所，張羽因事牽連流放嶺南，召還，知道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於途中投江自殺，徐賁也是因小故被逮下獄死。
雲蒸霞蔚、活潑潑的元末江南文化從此風流雲散。
許多人對此是不甘心的。「吳中四傑」之一的楊基在世時，曾經向一個朋友打聽故鄉的情況，朋友告訴他「吳中風景，大異往昔」，他不禁百感交集，寫下了一首非常深沉的詩：
三年身不到姑蘇，
見說城邊柳半枯。
縱有蕭蕭幾株在，
也應啼殺城頭烏！
這樣一個衰敗的江南，即使是城頭的烏鴉，也要興起濃厚的今昔之感！
江南的復甦，要等到明中葉以後了。直到明弘治、正德年間，隨著政治上的鬆動和經濟上的發展，蕭條已久的江浙地區才重新恢復了活力。一本叫《寓圃雜記》的筆記記載：「吳中自號繁華，自張氏之據，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恆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於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至於人才輩出，尤為冠絕。」在這裡，江南城市的演變軌跡是一清二楚的：吳中本來就是繁華之地；朱元璋建國後，「邑里蕭然，生計鮮薄」；朱元璋後的正統、天順兩朝，略有恢復；而到了弘治、正德年間，才「愈益繁盛」。作者還特別提到，隨著經濟的復興，江南「人才輩出，尤為冠絕」。是的，人才無代無之，關鍵在於統治者採用什麼樣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弘治、正德兩朝，統治者明孝宗、明武宗都不是什麼雄才大略的英主，明武宗更被指為荒淫的庸君，而恰恰是在他們的手下，江南經濟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復性發展。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弔詭的現象？與其說是他們的措施多麼得當，毋寧說根源正在於他們幾乎沒有採取什麼強有力的措施。統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對一個企圖代代相傳的專制王朝可能是個壞消息，但於激發民智和社會進步卻是充分利好。其中透露的消息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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