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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銘
簡介：中文大學三年級學生，芬蘭交流生
一天，在聖彼得堡街邊檔流連。看到蘇共時期特色宣傳海報的磁貼，很是歡喜，於是議起價來。
「中國人都喜歡講價。」檔主笑說。那時，我正嚷著要半價。
「你從中國哪裡來？」「香港。」「你知道嗎？我有一位姊姊，她在深圳工作。」就這樣，我們的話題閘子便給打開了。
我們談了很多，俄羅斯的歷史、經濟、政治、人民收入支出等。期間，不斷有遊人來往購買手信。
「90年代初，俄羅斯正值巨變，那時你有甚麼想法？」
「我倒感受不出轉變有多巨大。」這是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
上轉型期政治的課，讀到俄羅斯。那時，巨大的蘇聯一夜之間變了天─名字變了，地圖上的界線不同了，市場遊戲規則不同了，「斯大林」這名字的價值不同了。那時，葉利欽正在磨拳擦掌，很有興致地玩權力遊戲，手法層出不窮，包括用坦克車向國會大廈開砲示威。這是一步很有創意很破格的棋。那時，物價通脹比恆指上升要快得多。在高峰期，通脹率達1000%。
「年輕人哪管得那麼多的事？那時熱心的，只有兩件事：女人和音樂。」聽來很有說服力的一個理由，於我卻不然。我感興趣的除音樂外，還有政治、跑步與閒事，因為我還沒有女人。
「90年代初令我難忘的是在92年，一位很出色的美國saxphone表演者逝世。」老闆唏噓的說。「真要說經濟，98年應該算是深刻的一年，因為那年實在太糟。」那年，俄羅斯政府宣布國債一筆勾銷。這是千萬債仔奢望能說的一句話。
「你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還有甚麼印象嗎？你喜歡他們嗎？還是普京好些？」我繼續幼稚園式的提問。
「他們都是政客，幹的事情差距不遠，與我沒多關係。真的，那時我關心的只有女人與音樂。普京嗎？他很受歡迎，但我不知道為何。」老闆微笑說。
他的微笑叫我驚奇。他太不像俄羅斯人了。初到聖彼得堡，俄國人鮮明的性格為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性格火爆。行人指示燈亮著時過馬路，車一樣會衝過來，差點把人撞倒；當你呆若木雞的站著思索為何的時候，司機會給你一份見面禮──一隻中指，然後絕塵而去。到處的服務員都是一式一樣，是專業的仵工；在subway服務員把熱狗給你，配以冰冷、很不情願的一句：「have a nice meal」是很難忘的經歷；到銀行轉換貨幣，我們先要在燈光暗淡的等候間待著，一個換完以後，另一個才可進去轉換。假若你的歐元不幸地有一處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到的破損之處，你將會聽到一大段大聲的俄文，意思大概是：「走吧，請不要運吉！」
換言之，俄人冷漠、沒有笑容、不友善與多疑的性格，是對一個人EQ最好的測試。
「為何俄人會這樣的呢？」我問。
「因為他們害怕。害怕明天沒了工作，或是其他許多的東西。也因為他們不滿，不滿現在的工作……也許是一路走來，有太多艱苦的歲月：斯大林、二戰，憂慮不滿的特質也就給傳了下來。要知道，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影響很大呀。」開始感受到俄羅斯歲月的痕跡，畢竟往事並不如煙。
「為甚麼你與一般的俄人不一樣？」我續問。
「因為我有我的太太，也有兒女。」這時，他臉上浮現了滿足的笑容。「看著兒女一天一天長大，真的很奇妙。想著將來的日子有孫子曾孫，想著他們會說我如何從南方來到聖彼得堡立足而且生下兒女快樂地活下去，想著他們把我說的關於聖彼得堡的故事傳下去，甚麼憂鬱也與我沒有關係了。」聽到這裡，我沉默了一會。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這時候，隔鄰街邊檔的老闆騎著單車過來。「我想喝酒！」然後他把一百二十盧布遞給我這個初見面的人，讓我幫他買紅酒。我們三個人把紅酒開了，喝著笑著談著。我記得，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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