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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27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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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時代改寫「賽金花」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8-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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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金花 (網絡圖片)

吳潤凱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作為晚清名妓,賽金花的歷史已遠遠不止於她個人的歷史,而是牽涉到太多的政治大局、時代需求,以及言說者的心態立場。從1899年庚子之亂前夕,直到1936年賽金花去世,一股賽金花題材的創作潮流伴隨著當事人的生命旅程此起彼伏。傳奇的書寫幾度轉向,而真相被遮蔽之處越發擴散。儘管賽金花一生的歷史真實已經無法抵達,但是透過演繹傳奇的諸多文本,我們仍能把握住現實對歷史的滲透與改造程度,從而解讀清末民國時人各自關注與焦慮的重心所在。這也不失為歷史的一種有趣的讀法。

 賽金花幼年因家貧為娼,在蘇州青樓甫一出名,即於光緒十三年嫁與狀元洪鈞為妾。不久,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陪同洪鈞出使德、荷、奧、俄四國。歸國後,洪鈞病逝,賽金花重操舊業。

 1899年,晚清名士樊樊山創作了古體詩《彩雲曲》,由此開始了有關賽金花的文學與歷史書寫。而此時,著名的「瓦賽公案」猶未上演。樊樊山關注的是傳統士大夫的香艷情趣。華美的詩句背後,走出一個當紅妓女的嫋娜身姿,其中不乏道學者的情色想像,只是點綴以老套的勸諭說教,便能使一切別有用心的企圖變得合情合理:

 「歌曲休歌金縷衣,買馬休買馬塍枝。彩雲易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彩雲曲》「為時傳誦」,樊樊山更於1903年作《後彩雲曲》,「著意庚子之變」,敘述了賽金花與瓦德西夜宿儀鑾殿的艷聞。然而,不像此後的眾多表述,樊樊山意不在於作名妓以身救國的宣傳,而是重彈了傳統道德體系中紅顏禍水的論調。其曲前短文有句曰:

 「此一泓禍水,害及中外文武大臣,究其實一尋常蕩婦而已!禍水何足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鑒矣。」

 同樣在1903年,同樣以賽金花一生的經歷作為敘事依托,與傳統文人樊樊山相比,金松岑、曾樸等人卻表現出有所不同的取向:如果說前者的前後《彩雲曲》是冶遊情趣與文學傳統結合的產物,那麼後二者的《孽海花》則更多融合了政治關懷與家國情緒的時代抱負。

 該年的拒俄運動衍成全國的輿論焦點,留日學生甚至組成義勇軍,向清廷上書請戰。金松岑寫賽金花,無非是借其名氣喚起時人對革命與政治的關注。他自剖本意說:

 「弟之創為《孽海花》,非為賽也。作此書之歲,帝俄適以暴力壓中國,留日學生及國內志士,多組對俄同志會……故以賽為骨,而做五十年來之政治小說。」

 但金松岑並非小說家,有此抱負而難以駕馭,故《孽海花》作到第六回而輟,移交曾樸續作。曾樸基本秉持了金松岑的創作理念,只是把「政治小說」改頭換面成為「歷史小說」。1905年《孽海花》的初版廣告如此標榜:

 「本書以名妓賽金花為主人,緯以近三十年新舊社會之歷史,如舊學時代、中日戰爭時代、政變時代,一切瑣聞軼事,描寫盡情,小說界未有之傑作也。」

 小說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但是,作者的民族主義意圖卻難以引發影響,「三十年舊事,寫來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願爾早登覺岸」只是一種想像的烏托邦,讀者的閱讀視野一直鎖定在傅彩雲(賽金花)通姦與風流的情色噱頭上。從這一點上看,《孽海花》與前後《彩雲曲》也有殊途同歸之處。

 直到1934年,賽金花還在接受報社記者採訪時對曾樸將其塑造成情慾的化身予以反擊;也就在這一段時期,有關賽金花的另一種形象建構其實已經成型,那就是賽二爺救國救民的英雄形象。

 據說,1930年代,晚年賽金花在北京觀看戲劇《頤和園》時,對台上的賽金花形象連連搖頭。這是當事人的權利與優越之處,她可以看穿歷史真實與舞台虛構的具體所在。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現實中的賽金花也日益參與到有關賽金花形象的建構之中。

 劉半農、商鴻逵的《賽金花本事》是一個傳奇化的文本。該書以賽金花的自述為主幹,敘述了其一生的傳奇經歷。劉、商二人偏重於反撥過往的賽金花故事多肆行謔笑之言、道聽途說之語,故以歷史學家的眼光,為當事人作口述記錄。然而,他們在追求歷史真相的同時,也在靠近另一層虛幻的迷霧。一方面,他們忽略了當事人自我美化的傾向,故其敘述中充斥著辯解、闢謠之言;另一方面,三十年代的中國面臨日本的全面侵略,現實背景與庚子國難的相似性決定了他們的救亡立場,因此他們也心甘情願地順水推舟,將賽金花敘述成巾幗英雄,以此呼喚國人的救國熱情。

 無獨有偶,夏衍的六幕話劇《賽金花》,截取賽金花一生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一段,突出賽二爺在庚子議和中的歷史性功勳。夏衍借古諷今的用意是顯而易見的。國難當頭,政客只圖自保,卻把民族的希望寄託於一個良心尚未泯滅的妓女身上,女性的身體成為他們博取政治資本的工具,這對中國三四十年代的抗戰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應該指出,所有這些關於賽金花的書寫,都有其時代的局限性與功利性。歷史真相任人評說,在每一個賽金花形象後面,都站著一群傳統士大夫,一幫民族主義者,或者一批追求都市閒情的消費主義者。還是曾樸看得透徹,他在《孽海花》中借葉笑庵之口說出歷史書寫的本質:

 「本來歷史是最不可靠的東西,奉敕編纂的史官,不過是頂冠束帶的抄胥;藏諸名山的史家,也都是借孝堂哭自己的造慌人。」

 一部賽金花傳奇,也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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