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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
張敬偉
顧彬在很多中國讀者看來既陌生又熟悉。說其陌生，是因為他在長達40年的漢學生涯裡並不為專業人士外的人們認知；說其熟悉，是因為他一句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而成為公眾娛樂人物。現在，顧彬再次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可能再次在中國引起一波漣漪。
為何這麼說呢？因為他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剛剛出版，按照顧彬的說法是將「40年的愛都給了中國文學」。據統計，中國有6000多部中國文學史和1000多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這些文學史的作者大都頂著專家教授的顯赫名頭。顧彬的文學史，只不過給氾濫的文學史數目增加了一部，按照學者張閎的話說就是「文學史也在垃圾化，甚至比當代文學更垃圾。」而學者孫甘露則認為：「我覺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更像是中國人寫的，體例、標題都很像。」那顧彬的這部文學史作是不是也淹沒於眾多的文學史垃圾中呢？
需要實踐來檢驗。但是從旁觀者的角度而言，顧彬畢竟屬於基督教文學語境下的學者，他對中國文學的觀照，和國內專家畢竟不同，正因為如此，他的文學史作或會傳達一股異質文明的不同視角，「《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值得推薦給大學生作為教材的。」（張閎語）
筆者忝為中文系畢業，大學時代學的是游國恩等幾位老先生編撰的《中國文學史》多卷本，這部文學史教材可謂權威嚴謹，但也明顯存在著時代烙印和近現代文學過略的缺陷，至於當代文學更是空白。當代中國人論及中國當代文學，一方面囿於身處廬山之惑無法以史學的超脫對今人進行客觀評述，另一方面則又面臨著主觀和客觀的多重滋擾，譬如多元時代的人們對於王蒙、余秋雨不加區別地娛樂性諷刺和辱罵，譬如對魏巍、浩然等進行簡單地意識形態化，譬如對王小波、王朔、80後作家予以娛樂性拔高等等。中國當代文史學者寫當代文學史，具有難以擺脫的時代局限。就此而言，顧彬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價值就凸顯出來，值得一讀。
顧彬對中國文學的真誠超越中國任何文史學者。此人1967年接觸李白詩歌，從此迷上中國文學。這是一種極為真誠的對異質文學的摯愛，有摯愛而職業是一種執著和忠誠。在德國，顧彬是唯此一家絕無分店，在歐洲漢學家也是獨樹一幟。這樣的情懷和視野，寫出的中國文學史的著作是讓人感動的。文貴以情，發乎情才能激活審美情愫，而審美則是評定文學價值的主要元素。
此外，顧彬觀照中國文學的視角獨特而又切中要害。他接觸中國文學始於李白的詩，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評價主線也是圍繞詩而展開。眾所周知，在中國璀璨的文學史上，《詩經》、《唐詩》那都是登大雅之堂而為體制內所承認的，而再觀中國散文，無論秦漢古文唐宋八家，再到明清散文，向來爭執頗多，流派間相互抵牾，稍不留意就成為八股實用文體。至於小說，源於鬼怪，發乎唐之筆記，宋元之話本，至明清依然不脫神話傳奇世俗色情的下里巴人色彩。現當代小說的結構和寫作手法，全部是舶來西方的翻版。因此，顧彬認為中國當代文學除了詩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的說法是有道理的，是符合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的。他對王蒙小說的評價（80年代優於90年代），他對余秋雨的評價（會寫散文但寫得不夠好）應該說都是很公允的。
更為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中國當代文學的通病。即中國現當代作家大都不通外語，因此「無法讀原著，就無法吸收其他語言以豐富自身的表達。」這話無疑是醍醐灌頂的良言。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掌握好外語才能實現多種文化的碰撞融合，作家的思想和視野才能廣闊博大，顧彬作為漢學家有資格這麼說。對於那些苦心孤詣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而言，學好外語，學會用外語表達和寫作才是根本。
顧彬的這部文學史雖然語言不太犀利，甚至學會了中國式的「圓滑」（顧彬語），但還是值得一讀。因為顧彬對中國文學的理解和我們的視角是不一樣的。讀齊文學史，其實是尊重異質文化對我們的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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