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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選舉，折射香港政治光譜「變」與「不變」。「不變」是指對政治熱心的香港選民的投票傾向大體仍是「六四之比」。所謂「六四定律」不是自然科學的精確定律，是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這一政治現象的大概描述，不把它與自然科學定律混淆，可以成立。「變」是指社民連旗開得勝而自由黨遭遇重創，反映香港貧富差距擴大、勞資矛盾激化。
香港政治光譜變與不變，必須做歷史比較才看得清楚。回歸以來，香港社會政治矛盾激化始於2002年下半年，特區第二屆政府引入高官問責制觸動傳統政治體制，尤其傳統行政體制，特區政府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本地立法工作觸動香港社會政治神經。2003年11月特區第二屆區議會和2004年9月特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折射當時香港政治光譜以「一國兩制」政治矛盾為主軸，展示香港社會和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對待香港與國家、特區與中央之間關係的不同或不盡相同的態度。
香港政治光譜與經濟形勢
今天回頭去看，有一個問題值得深思：香港經濟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打擊而陷入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衰退，為何未反映到香港政治光譜上來？換言之，為什麼1998年特區第一屆立法會、1999年特區第一屆區議會、2000年特區第二屆立法會選舉都沒有反映當時香港經濟形勢？簡略的回答是：第一，香港選民普遍明白，當時我們是在承受外部經濟衝擊和九七前遺留的泡沫經濟破裂之苦；第二，香港經濟自60年代中至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長達約30年持續增長，使香港居民普遍具備強、較強或不弱的承受經濟衰退打擊的能力。
2001年中，香港經濟再次出現負增長。當時，有人問我對經濟形勢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較亞洲金融危機時更嚴重。因為，香港社會尚未從亞洲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中恢復，而香港社會則已呈現分化，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施政開始遭遇挑戰和留難。打一個比方，一個人尚未從一次疾病中復原卻緊接著又一次患病，即使第二度病情孤立地看比第一次輕，但由於人體抵抗力大不如前，再度患病的後果較第一次嚴重。
2003年七一遊行實際上也反映了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對經濟民生的不滿，但相對於過度尖銳突出的政治矛盾而失色。2003年11月區議會選舉和2004年9月立法會選舉，一則是在香港經濟逐步復甦過程中進行的，再則政治矛盾依然十分尖銳突出，所以，那一階段香港政治光譜排列和展示便無法反映經濟層面的矛盾。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層面的矛盾惟有上升至政治層面，才能為政治光譜所反映。就香港而言，貧富差距、勞資矛盾由來有自，但是，惟有在香港社會普遍關注並為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普遍重視時，香港的政治光譜才會呈現。目前香港便處於這樣的時候。
政治矛盾緩和 經濟環境惡化
的確，自2003年下半年至2007年，香港地產市場復甦並保持升勢，香港股市暢旺而不斷上升，香港整體經濟不僅復甦而且強勁增長，失業率持續回落、趨向於九七前的低水平。然而，香港居民分享經濟復甦和增長的成果是很不平衡的；失業率持續回落甚至達到某些經濟學家所謂「充分就業」水平，但是，社會流動性未見提升。貧富差別不僅趨於擴大，而且愈益明顯地成為社會兩極分化的凝固性現象；「跨代貧困」不僅是一種理論現象，而且正在轉變為香港社會現實的一部分。
就在這時，中央為香港政制發展制定了時間表，降低了香港政治矛盾的尖銳性。也就在這時，美國次按危機惡化、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狂漲鳴響世界經濟警號。通脹迅速上升，香港明顯受害。
相對緩和的政治矛盾與急速惡化的經濟形勢，不可能不為香港社會廣泛關注，不可能不為香港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普遍重視。於是，就有第四屆立法會選舉結果。
誠然，如果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的主觀條件有所不同或主觀表現有所差別，選舉結果會有小的變動，但是，基本格局不可能被主觀條件和主觀表現所改變。我們創造歷史，但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
面對一個鼓吹激進民粹主義和激進「民主」的政治團體迅速冒起，一個長期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政治團體嚴重受挫，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緩和但未改善，香港經濟隨全球、區域經濟惡化並將持續，香港務必清醒。（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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