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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原北平的燕京大學，的確是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大學。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司徒雷登，從一九一九年就擔任燕京校長，直至轉任駐華大使。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新中國成立前夕，發表了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使司徒雷登的名字在中國大地更響。該文在選入選集時的註釋是：司徒雷登「一向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忠實執行者」，「積極支持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人民內戰，並進行反對中國人民的各種陰謀政治活動」。
既然司徒雷登是這樣的一個反華反共的人物，燕京大學理所當然地成為美國人對華文化侵略的基地。那麼，燕京出身的知識分子，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其遭殃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出身燕京的前國務委員、外交部長黃華，他所寫的回憶錄，談及的燕京大學，卻不是這樣的一回事。燕大名為貴族學校，的確當年許多香港的有錢子弟，會到北平燕大就學。但有錢子弟並不一定不革命，何況那是個國難當頭，日本鬼子步步進逼的年代。而且根據黃華所記述，燕大學生也不全部是有錢子弟。
當年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帶頭人張兆麟和龔普生，就是燕大的學生會正副主席，黃華、龔澎（喬冠華前夫人）、陳翰伯都是執委。他們和清華的姚依林、蔣南翔，北大的黃敬（政治局委員俞正聲的父親）、韓天石等，都是當年學生運動的健將。
黃華在燕京大學，一九三六年一月，由後來任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的李宗瀛介紹參加共產黨。
黃華寫道：「燕大的外國教授多數能明辨是非，秉彰正義，同情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燕大學生在當時的北平學運中實際上處於前衛和骨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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