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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健批畢雪甫之文，悉見此書。 照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少年時代看古典小說，每當看到「有詩為證」，便跳了過去，因與情節沒多大關係，認為是浪費時間和眼力也。及長，再看到這些「為證」，發覺頗多甚有韻味，可堪咀嚼，並非全是贅疣。如《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描寫潘金蓮「諸般好，為頭的愛偷漢子」，即「有詩為證」：
「金蓮容貌更堪題，笑蹙春山八字眉。若遇風流清子弟，等閑雲雨便偷期。」
這個「證」，已點出了潘金蓮的放蕩淫賤，更預示了後文的「偷漢」，有「提綱挈領」之妙。想像中，當年的說書人，輕搖摺扇，慢慢吟出這四句詩時的情景，是如何的淡靜瀟灑，如何的吊足聽眾的胃口。
古典小說多先在市井流傳，再經書房裡的作家草成文字；在編寫的過程中，說書人很多習性和口吻，自然反應在文本中。哈佛大學故教授畢雪甫（John.L.Bishop）在《論中國小說的若干局限》（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中說，「有詩為證」拖延了高潮的到來，乃至僅為虛飾，無關宏旨，西方讀者很難接受。柏克萊加州大學的白之（Cyril Birch）教授，在《譯叢》第三期發表他翻譯的《牡丹亭》時，也聲明刪去了每齣後的集句下場詩。
「有詩為證」，不論是少年讀者，抑或中老年讀者，甚至大學者都不耐煩，都認為是贅句。台灣學者侯健在他的《文學．思想．書》中，對畢雪甫等學者的言論便有所辯駁。他說，在早年西方的作品裡，都有這種情況。例如十八世紀的蕾柯麗芙夫人（Mrs.Anne Radcliffe），她的The Mysteries of Udolpho，也曾加進若干似乎沒有必要的詩。而費爾定（Henry Fielding）在《約瑟．安德思》（Joseph Andrews）和《湯姆．瓊斯》（Tom Jones）兩書裡，動輒套用「假史詩」（Mock heroic）來小題大作一番。這種行文風格和結構，我認為可用「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來解釋，不應以今人的眼光、學識來評價這些古典小說，一定要和那個時代互相接軌，那才能得出公允的結論。
侯健指出，古典小說這類詩詞，有五大功能：一、抒寫胸臆，亦即作者或作者假借人物，述其志向。二、詩詞能襯托人物的性格。三、預言故事的發展，這不啻是一種伏筆，同時可增加「戲劇性反諷」的效果。正如上引吟詠潘金蓮的詩。四、製造整篇故事的氛圍。五、暗示主題所在。
因此，畢雪甫說與文章「無關宏旨」，這或可指某部分小說而言，卻未能深入研究有些小說「有詩為證」的奧妙之處。至於白之教授竟予全刪，那是他個人的自由，但是否能譯出「牡丹亭」的全意和韻味，那還要有心人來加以研究了。
直到當代，小說之首仍引用詩詞的，仍可見之梁羽生和金庸若干武俠小說。以詩詞作引子，述全書大旨。現代新小說當然不屑為之了。於今讀古典小說，我再不似少年時的「輕狂」，一定細心吟誦一下，看看該作者如何「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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