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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彬
出於愛好，又因為寫作和工作需要，我常常要跑所在城市的兩座公共圖書館，多年下來，對圖書館可謂感情至深。適逢改革年代，波雲動盪的潮流裹挾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圖書館也遠不像外表那樣平靜莊重，其隨著時代演變而沉浮興衰的窘態，我一一目睹，心下感慨唏噓。
近日，針對內地圖書館被「邊緣化」以及功能衰退的現狀，中國圖書館學會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李國新說：「許多圖書館服務理念不強，若不加重視，整個行業都可能被社會淘汰」。此話語氣頗重，但由業內權威人士指陳，總還有自我警醒之意。
我與圖書館
圖書館於我個人，是恩惠不淺的。上世紀70年代中期，文化凋敝，書店裡僅有《金光大道》、《大批判彙編》一類，偏偏我自幼喜愛文學、歷史，那種無書可讀的精神飢渴之苦，遠甚於由食物不足引起的腸胃不適。多虧了市圖書館的及時復館，才使我能夠找到一些可讀之書。當年我還是一名初中生，按規定尚不能辦理借閱證，可我個子長得高，就憑著父親用其單位一年輕同事名義開出的證件，我冒名頂替進館借書。此時乃「文革」時期，許多圖書被列為「毒草」，圖書館只開放了一部分書籍的外借，儘管這樣，我也好似走進了一個美麗的大觀園。我至今記得，我借出的第一本書是《震撼世界的十天》，是一位美國記者對蘇聯十月革命的記述。
上高中以後，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使學校教學難以正常，我便更頻繁地往圖書館跑。在借閱的眾多圖書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歷史著作《太平天國》，此書加深了我對歷史書籍的偏好。
1976年，作為下鄉知識青年，我到了距省城70多里的一個村莊，白天下地幹活，晚上點著煤油燈看書。此時我已不僅看文史著作，也漸漸喜讀哲學書籍。每隔十天半月，我就騎著自行車回市，到圖書館還書借書，然後原路返回，一天要騎行140多里。查讀書筆記，我先後借閱了呂思勉的《隋唐五代史》、王夫之的《讀通鑒論》、《莊子》、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邏輯學》，還有《人類知識原理》等書。
後來回城了，在一家工廠幹了幾年後，進了我現在供職的這家報社。外出採訪回來寫稿，其間要查一些經濟和文史資料，我還是常往圖書館跑。1987年，省立圖書館開館了，我又多了一個借書的地方。應該說，省館的藏書量要大於市館，特別是新書較市館為多。我便對省館和市館做了區分，在省館借閱新近出版的圖書，在市館借閱古籍與一些學術刊物，此種習慣一直延續至今。2002年，為撰寫評論電視劇《康熙王朝》的文章，我幾乎天天要往這兩家圖書館跑，兩館豐富的清史資料和大量涉及影視報道的雜誌刊物，對我助益極大。
形色各異管理員
整天跑圖書館，自然漸漸對館內藏書情況及工作流程有所了解，對一些經常接觸的管理員的秉性和業務能力也有體認，市圖書館幾位老館員的敬業精神和專業素質令我歎服。記得為借閱《存在主義哲學》一書，我曾十幾次抄下書名和分類號請人去找，每次均告我無書，後偶逢一老館員當班，又寫了書名遞上，只一會兒，老館員便持書由書庫而出，令我欣喜萬分。
1993年3月，我正在報社忙著，忽從窗外看到市圖書館管理報刊的吳先生，我驚奇他怎麼到這來了，便出去打招呼。吳先生說，不知何因，你們報紙去年的合訂本至今沒有收到，故親自上門來取。我於是帶他去找我們總編，吳先生這種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讓總編大為感佩，連忙讓我去印刷廠取了一套合訂本奉上。送別吳先生時，他告訴我，還有幾家雜誌的合訂本沒有收到，他還得一家一家去要。望著他風塵僕僕、滿臉焦灼的樣子，我想起「因物見誠」、「與善人交」的古訓。後來，我和吳先生真的成了莫逆之友。
但內地圖書館有兩個特色：其一是館內聚集著當地許多高級官員的千金小姐，高官們肯定以為圖書館文靜閒逸，適合女孩在此工作；其二是作為文化局的下屬，圖書館要接收一些文藝團體退下舞台的演員。這些人在館員中往往佔有不小的比例，她們不懂業務，也不喜歡這份工作，整天圍坐在一起東拉西扯，飛短流長，反把讀者晾在一邊。這種情況在我們這裡以省館為甚。1992年以後，商品經濟大潮湧起，許多女人耐不住圖書館的清貧寂寞，紛紛出走，倒給館裡節餘下一些編制，可剩下來不走或一時沒有更好去處的女館員，仍舊不好好工作。別看她們整天呆在館裡，是以這裡的圖書為生，可對書籍一點沒有感情，在內心還鄙薄這份職業。她們艷羨、愛慕外面那些開著轎車、出入賓館的官員和商人，對經常來看書的人，反而很看不起。
風雨沖刷下的殿堂
圖書館被稱為「人類心靈的庇護所」，是「文明的殿堂」，但在「全民經商」、「舉國炒股」等時代大潮的衝擊下，這殿堂常常是風雨飄搖。不少館員感歎，圖書館何以庇護別人的心靈？連我們自己都心神難安，惶惶不可終日呢！作為一個老讀者，我眼看著本城的兩座圖書館在時代風潮中尷尬失據。省、市財政下撥的事業經費，多被兩館用於供養人頭及日常開支，真用來購置圖書的錢款是少之又少。同樣被商潮衝得心神不寧的館長們，在各種壓力下，也利用館內資源搞起「經營」、「創收」的名堂，先是大幅提高借書證的辦理費用，然後開設了報刊雜誌的外借收款業務，大概是嫌這兩項來錢太慢太少，便將圖書館沿街房屋大量出租，於是美容美髮、音像店、照相館、咖啡屋將圖書館緊緊包圍了起來。與此同時，對圖書館的主業更不重視，購來的新書，長期堆放在角落裡，不編號不入書庫，新書往往變成了舊書。而為了職位陞遷或其它私利，一些管理人員拉幫結派，勾心鬥角，忙得不亦樂乎。
凡此種種，絕非本城圖書館所僅有，內地圖書館大抵如此。連續幾次的全國國民閱讀率調查顯示，十幾年來讀書之人持續減少。遙想20餘年前，市圖書館讀者雲集，借書台前人頭攢動，閱覽室內座無虛席，1983年春擴辦一批新借書證，數千人星夜等候，排隊蜿蜒達500多米。此情此景，已成前朝盛景。雖然近兩年從表面看圖書館受到了器重，在許多事業單位被「改制」之下，仍屬全額財政撥款單位，且不少館舍得以重建，門廳造得堂皇明亮，但時代風氣變了，尊重知識、喜愛閱讀的社會氛圍沒有了，加之互聯網的迅速崛起，所以來館看書借書的人日見稀少，門可羅雀。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過，讀書人銳減，主因乃社會生態變異與激勵機制不良。舉目四望，凡官場走紅和商界發財之人，有幾人是讀書讀來的？還不是憑到處鑽營、巴結權貴、手狠辣兼面厚黑才能功成名就？有這些「成功人士」作為榜樣，同時又有那些勤於讀書卻不擅交際因而混得極慘的人作為參照，人們當然都不願往圖書館跑了，當然都視讀書為「無用且有害」了。公共圖書館因此被「邊緣化」，也就在所難免了。
但「圖書館是人類進步的階梯」，是「最好的大學」，在中華民族力圖復興的偉業中，圖書館重任在肩，其使命是無可替代的。筆者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知識和文化重新贏得人們的愛戴，公共圖書館也能走出當下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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