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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潤凱
曾在舊書攤淘到一冊《抽劍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77年印行，為清算「四人幫」的雜文集，讀那些或劍拔弩張、或歡欣雀躍的文字，不難想見當年的政治場景。其中一篇《螃蟹及其它》，便寫道：
一九七六年的金秋十月，嗜好螃蟹的同志格外多。有意思的是，那盤中的螃蟹都是四隻：一隻圓臍的，三隻尖臍的。大夥剝著，吃著，還要開懷地痛飲一杯。
「四人幫」揪出來了。大夥喜形於色，不言而喻，借吃螃蟹聊解心頭之恨。
螃蟹，渾身鐵甲，兩眼朝天，雙鉗拚力舞著，八條腿撲撲愣愣爬著，真有股子睥睨一切，橫行無忌，闖蕩天下的神氣——這難道不是「四人幫」「完美無缺」的形象嗎？
這樣的政治洩憤，如今對螃蟹甘之若飴的老饕恐怕連想都不敢想。而將螃蟹的形象擬人化，卻非絕無僅有。我們也許還記得魯迅《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裡面關於「逃在蟹殼裡避禍」的法海的描述：
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論取哪一隻，揭開背殼來，裡面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將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個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著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裡面向外，只要不破，便變成一個羅漢模樣的東西，有頭臉，身子，是坐著的，我們那裡的小孩子都稱它「蟹和尚」，就是躲在裡面避難的法海。
在所有這些記述中，美味的螃蟹都成了政治隱喻，象徵著大眾對於專權者的勝利。最為無辜的，卻是螃蟹：供人大快朵頤已經夠慘，還要背負如此罵名，彷彿死有餘辜；蟹若有知，亦當死不瞑目，抑或奮起抗辯乎？而對於食蟹者而言，過度的政治闡釋，想必也失卻了至美之物的本味吧。
看來，還是明末清初文人的吃法更能得其真味。不要說將吃螃蟹附會於政治了，就是煮食之法不當，李漁都認為是對螃蟹的「蹂躪」。他在《閑情偶寄》中專門對當時流行的烹食螃蟹之法一一進行炮轟：
蟹之為物至美，而其味壞於食之之人。以之為羹者，鮮則鮮矣，而蟹之美質何在？以之為膾者，膩則膩矣，而蟹之真味不存。更可厭者，斷為兩截，和以油、鹽、豆粉而煎之，使蟹之色、蟹之香與蟹之真味全失。
那麼，如何烹食才能色香味俱全呢？李漁接著寫出了他的秘訣：
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體，蒸而熟之，貯以冰盤，列之几上，聽客自取自食。剖一筐，食一筐，斷一螯，食一螯，則氣與味纖毫不漏。出於蟹之軀殼者，即入於人之口腹，飲食之三昧，再有深入於此者哉？
此種吃法，與今日江浙一帶最為盛行的清蒸螃蟹幾乎完全一致。可見，明清文人視為獨門秘製的東西，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了。然而，還有一些東西，卻是一般食客難以體驗得到的。比如，李漁一生嗜吃螃蟹，「每歲於蟹之未出時，即儲錢以待」，家人都笑他以蟹為命，他也就順理將買蟹錢叫做「買命錢」。他如此癡蟹，以至於自己都懷疑一生要與螃蟹「相終始」了。而他彷彿也生活於蟹的世界之中：九月、十月名「蟹秋」，糟名「蟹糟」，酒名「蟹釀」，甕名「蟹甕」，婢名「蟹奴」……
無獨有偶，張岱也是一嗜蟹之人。據其《陶庵夢憶》所載，每到十月，他就與友人兄弟輩成立「蟹會」，約定午後煮蟹而食，每人六隻，輔以肥臘鴨、牛乳酪、醉蚶等物，可謂極盡天下佳餚。難怪他自己晚年憶及，都連歎：「真如天廚仙供，酒醉飯飽，慚愧慚愧！」
當然，明清文人對於螃蟹的深情記述，背後不僅僅是味蕾的單純躍動，還有屬於私人的別樣寄托。一如《陶庵夢憶》的整體風格，張岱的《蟹會》也是國破家亡之後「持向佛前」的懺悔之文，其間流露的追憶情愫與現實情境的反差，事實上已經宣告了逸樂的斷裂。螃蟹的滋味，也只能在夢裡品嚐了。
相較而言，李漁對於自己嗜蟹的誇飾，則是士大夫秉持雅俗之辨的展現。正如他所言，蟹螯「在我則為飲食中之癡情，在彼則為天地間之怪物矣」。別人眼中的怪物，到了李漁的《蟹賦》裡，則成為「天物」：
至其錦繡填胸，珠璣滿腹，未厭人心，先飽予目，無異黃卷之初開，若有赤文之可讀。油膩而甜，味甘而馥，含之如飲瓊膏，嚼之似餐金粟。胸騰數疊，疊疊皆脂；旁列眾倉，倉倉是肉。既盡其瓤，始及其足；一折兩開，勢同截竹。……二螯更美，留以待終。
在李漁的觀念中，一番品蟹、食蟹的過程，就如同閱讀一篇錦繡文章，字字珠璣，讓人吟詠不已。試問如此閑情雅趣，豈是直奔味蕾而來的老饕所能體悟？這也就是李漁食蟹的境界比俗人更高一籌的原因了。
記得陳平原先生在《長向文人供炒栗》一文中指出，在一個講究民以食為天的國度，飲食從來就不僅僅是營養或美味，而是包含了太多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味蕾的感受、知識的積累、歷史的氛圍以及文人的想像，附著在具體的食物上，大大擴展了飲食的文化內涵。現在，以吃螃蟹在不同時代的境遇觀之，深信其然矣。
而我，望著餐桌上的斷螯殘殼，抹抹嘴，甘腴猶存，腦子裡想起了這麼些食蟹的掌故。慚愧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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