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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濤
上海書店新出《愛黃裳》（2008．6）一書，我頗愛讀。為什麼？因為我也是黃裳先生的粉絲。當然也因為陳子善先生編得好，似乎談論黃裳的重要文章一覽而無餘。凡有喜讀黃裳文章者，大可備一冊在手，翻讀一番，可以陶然。其他的研究性文章先不論，他的一些已屆高齡的老友們之回憶及評講，實為難得。比如，黃裳本名容鼎昌，為什麼取「黃裳」為筆名，我就一直鬧不清。前些年讀到錢鍾書在致黃裳的信裡戲作一聯語云：「遍求善本癡婆子，難得佳人甜姐兒」。知《癡婆子》是一古籍名，而甜姐兒則是大名鼎鼎的演員黃宗英當年的外號。這是老友之間的玩笑。由此可知傳言中說青年時代黃裳愛黃宗英而未敢吐其愛，該是真有的事。那麼，這「黃裳」的「黃」字，該是對黃宗英的懷念吧。然而，他的同班同學，黃宗英之兄黃宗江回憶說，抗戰時，他演戲，黃賣文，黃曾代黃宗江取一個藝名就是「黃裳」，而黃宗江未用，他就自己用成筆名了。這都是多麼有趣的往事。
我讀了此書，就想到：為什麼人才都是像萄萄那樣一嘟嚕一嘟嚕地生在一起，或像蘑菇一樣一團兒一團兒地長在一起。比如黃裳在南開中學的同學裡，黃宗江是戲劇家，周汝昌是《紅樓夢》專家，還有孫道臨是名演員。其他還有哪些，我一時說不準。而這些同學們，又不是我們現在隨口送人的這「家」那「家」，而是真正的，可著於史的真正的「家」。當然這還可以用南開中學的校風好，師資好，環境好來解釋。但是，回憶到1946年至1947年，大畫家黃永玉說：「星期六整個下午直到晚上九十點鐘，那一年多時間，黃裳的日子就是這樣讓我們兩個糟蹋掉了。還有那活生生的錢！我跟曾祺哪裡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出租車、電車、公共汽車，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實態度而已。」這三個人，當時黃是高級職員，富裕一些，而黃永玉和汪曾祺都是中學教師，窮。他們三個人是如何成為密友的，不大清楚。徐雁文章的注裡說，汪遇黃於巴金家裡，乃定交，一起逛舊書舖。黃永玉與汪曾祺的關係較好猜想，前者是沈從文的表侄，後者是沈從文在西南聯大的學生，可能得以相識。但怎麼與黃裳遇到一起，親密如此，則未考出。不管怎麼說吧，在那時，其實三人都不過是普通作者和畫家，未來發展，全不可知。後來，不用說，一個個都成為可入文學史，可入畫史，可入學術史的頂尖人物了。當時他們就親密如此，可見互為伯樂，互為千里馬，互相間有一種馬與馬之間的氣味相投。真的，現在我很相信這一點。周汝昌一見黃裳就有談不完的《紅樓》之學，黃裳一見汪曾祺就有談不完的晚明趣事。而黃永玉在畫外談文，總是一語到位，得過沈從文的真傳。那是氣質。氣質，氣質！這也是馬與馬得以相親的原因。
還是說黃裳。雖然有眾家評說，雖然評說者大都是黃裳的知交或粉絲，雖然說了這樣一大本，但是黃裳的成就還是遠未說盡。尤其在古籍收藏方面，那是要有更專門的研究的。書裡不少文章都說到那位唐老先生早年就認為黃裳是一位「文體家」的話題。
不少老友說黃裳寫新聞，寫社論，寫評論，寫雜文，寫散文，寫論文，翻譯，可說無體不工。精通各體，因此是「文體家」。也有人說，「文體家」是指他的個人風格鮮明，不可混同。何滿子先生就以當年之文證其不同尋常。我更同意後一解。因為最早下此語者唐老先生是魯迅研究大家。他當然熟知魯迅1933年寫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文中說的，魯迅同意別人稱他為「文體家」，也就是Stylist。這個Stylist是帶有風格學的意義的。不是文章體裁多樣，而是風格特出卓異。能得此一稱甚為不易。姜德明文章裡說，「試問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有多少人能擔得起這樣的稱號」。信然，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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