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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禎兆
去年杜蕾斯發表的「全球優質性生活調查報告二○○七」，香港人平均每年做愛僅八十二次，每月也做不到七次，一年中的行房次數排在全球倒數第二。面對以上的調查報告資料，我不知道讀者會有何反應，個人而言的啟悟為色情事業愈蓬勃發達的地方，對性生活次數以及滿意度的肯定，更容易有機會構成反比，日本及香港的數據正可堪咀嚼。五花八門的色情事業所催生出來的各式玩意，在在以滿足不同性幻想作為前提下建立起來，滿足度有涯，而性幻想無涯—以有涯逐無涯，轉眼一場空的結局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且從本質上而言，性幻想早就有與性事受壓抑而不滿的傳統有關。
傅柯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的第一卷中，已曾說明自十八、十九世紀開始，涉及性話語的激增，與社會文明的發展有莫大關係。為了抑壓性的氾濫，於是社會上的監控手段，傾向把一切未符世俗的性慾想法病理化，視之為「精神失常」、「性神經官能症」又或是「心理失調」等等。一些利用權力使之病理化，於是又可重新穩定社會的秩序，只不過性幻想正好屬於攻不破的堡壘，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的性趣保留私密性，從而去延續個人的探索。 Glenn Wilson在《性幻想的秘密》（The Secrets of Sexual Fantasy）一書中，便曾引用Kinsey發表於七六年的報告，指出絕大部分人於手淫時的性幻想內容，都離不開以下三類：一是自己過去的真實經驗，而且仍令人覺得興奮從而刺激起慾望；二是未曾發生的事，卻希望在將來降臨身上的經驗，如單戀對象又或是心儀的女明星與自己做愛；三是涉及禁忌的內容，不預算會在現實中發生，如亂倫、ＳＭ、雜交乃至獸交等性戲之類。第三類的性幻想，正好屬回應傅柯的社會壓抑策略下的變奏延伸。回到香港的土壤，雖說是華洋雜處的社會，但其實道德風氣一向也趨於保守，因而反而催化了對性幻想的建構，當然性幻想一直也不見得有鮮活的呈現空間，第三類的想像基本上不會在公眾領域中得以審視察看，而第二類則大體上被電影世界的發展所掌握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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