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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乾隆
■李恩柱
不管是哪一個皇帝，除非他已經看到了黃昏的色彩充斥了王朝的各個縫隙，絕不會故意使舉國生活在恐怖之中。封建王朝發生文字獄時，一般是人心惶惶，不知如何開口講話了。因此鄭板橋說「避席畏聞文字獄」。實際上，不少文字獄與那些文字得罪了皇帝本人有關。
我們幾乎不屑於區分文字獄的類型，而常常把與文字有關的獄案籠統地用「文字獄」一詞進行概括，其實它的種類並非僅僅一個。文字上的好多獄案，只是觸犯了皇威，那些寫家倒不具有別的目的。朱元璋殺死的許多文臣，就是寫作時使用了朱皇帝不喜歡的詞。有人說老朱是個不錯的皇帝，殺文臣是清朝御用文人的陷害。這話雖然有幾分道理，但卻漠視了皇權的厲害。慈禧太后曾說過，誰讓她一時不高興，她就讓誰一輩子不高興。但凡封建主子，不管明朝清朝，也不論男女老幼，本質都是一樣的，頂多在具體行為上有一些可以忽略不計的細微差別。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曾說：「與人臨文，原無避諱，誠以言取足志。一存避諱之心，則必輾轉囁嚅，辭不達意。嗣後一切章疏，以及考試詩文，務期各展心思，獨抒杼軸，從前避忌之習，一概掃除。」他進行了「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社會呈現了新面貌。這一時期雖然仍有一些文字獄，比如乾隆六年（1741年）的「謝濟世私注《大學》案」，但沒有當作政治問題處理，乾隆只說謝濟世「迂」，將謝氏私注的經書及書版一併燒毀，謝濟世本人仍在原來位置任原職。喜弄文墨的文人上表稱頌皇帝「上下無隱情」、「為政以寬緩」等等，不應一概看作諂諛之詞，的確有現實的影子。
暴風驟雨似的文字獄起於「偽造孫嘉淦奏稿」案。以敢於直言聞名的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書及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要職。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總盧魯生與守備劉時達合謀，編造了一篇假託孫嘉淦之名的奏摺底稿，指責乾隆的「五不解十大過」，想借此制止乾隆勞民傷財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偽奏稿」流傳到雲南時被乾隆帝發現了，由此他輾轉根究，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到當年十一月，僅四川一省即逮獲傳抄偽奏稿犯280餘人，湖廣、江西為數更多。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將盧魯生淩遲處死，劉時達斬決，與此案有牽連的人也受到了懲處。
這一樁「文字獄」，使許多士人的氣節喪失殆盡，從此每下愈況。清末出現「萬馬齊喑」的局面，原因之一正是民眾在此伏彼起文字獄危困環境下自我保護的結果。為什麼乾隆從當初即位時的統治思想，一變而再一次使中國陷入文字獄的淵洑？如果沒有孫嘉淦偽稿案，乾隆會不會搞那麼多文字獄？歷史雖然拒絕假設，但只要我們把眾多文字獄案件歸攏一下，會發現，好多案件其實與皇帝本人的情緒有關。換言之，如果那篇孫嘉淦偽奏稿不是針對乾隆個人，案子就不一定搞得那樣讓人驚恐！封建制度與文字獄沒有因果關係，同一件事，此皇帝可能不搞，彼皇帝卻以為不搞「國將不國」；即使是同一個皇帝，也可能彼時不搞此時必搞。因為，封建帝王怎樣想怎樣做，別人奈何不得，也就是皇權遮天蔽日，不受絲毫監督。封建專制社會，朕即國家，皇帝的邏輯就是：指責他個人，就是對國家不滿。我們不妨猜測一下乾隆大帝的心理：突發的偽稿案使乾隆大吃一驚，他總以為他的政策相當好，別人應該感恩戴德，嘴裡不吐一個「不」字。這時他感到全國湧動著一股不滿和敵對的暗潮，而之所以如此，皆因寬鬆政策所致，應該在全國代之以嚴苛方略。這種猜測不是無端的，安徽程樹榴為人詩集所作的序言中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術乃愈出而愈巧」，乾隆帝承認「愈老愈辣」罵的正是自己，程樹榴最後從寬斬決—比淩遲處死要少許多痛苦。乾隆本可以再嚴酷一點（當然也可以一概不追究），可能是他當時心情好，這個程樹榴於是「撿了個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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